參考譯文：

　　明太祖平定武昌之后，就與臣下商議修律令之事。吳元年冬十月，太祖任命左丞相李善長為律令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傅瓛（hu？n），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二十人為議律官，告諭他們：“法律貴在簡潔恰當，使人容易明白。若是條目頭緒繁多，或者同一罪有兩種判法，可輕可重，司法官吏得以憑借機會謀私作弊，這不合法律的本意。如果魚網(wǎng)太密，則水中無大魚；法網(wǎng)太密，則國內(nèi)就沒有不受刑的臣民。諸位全心比較研究，每天寫出些刑名條目奏上來，我親自斟酌思考。”太祖每次駕臨西樓，都召見諸臣，賜給座位，悠閑舒緩與他們講論律文要義。十二月，律書寫成，共有法令一百四十五條，律條二百八十五條。太祖又怕小民不能都知道法律，命令大理卿周楨等取出所定律令，自禮樂、制度、錢糧和選法之外，凡是與民間事務有關的條文，分類編輯成冊子，解釋其意義，頒發(fā)這些冊子給郡縣，稱之為《律令直解》。太祖翻閱此書，興奮地說：“我的臣民可以少犯錯誤了。”

　　洪武元年，太祖又命令儒臣四人同執(zhí)法官講習《唐律》，每天上奏二十條。五年，制定宦官禁令及親屬相容隱律；六年夏，刊印《律令憲綱》，頒發(fā)給各部門。當年冬天，太祖下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細制定《大明律》。每上奏一篇，皇帝就叫張貼于兩邊廊廡下，親自加以裁奪。等律書修成，翰林學士宋濂寫表進奏，說：“臣于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次年二月律書修成。篇目完全依《唐律》為標準，稱作衛(wèi)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和名例。采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xù)作律文一百二十八條，將舊有法令改為刑律的有三十六條，根據(jù)事情的需要制定的律文有三十一條，并選取《唐律》作為補遺的有一百二十三條，總共六百零六條，分為三十卷。有的刪減，有的增補，有的沿襲其舊制，務求輕重適合恰當。”九年，太祖發(fā)現(xiàn)律條還有不恰當?shù)模�命令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等詳細討論，改正了有十三條。十六年，又命令尚書開濟定下詐偽罪的律條。二十二年，刑部官員說：“近年來條例增損不一，以致斷案失當。請求將律條按類編印頒行，使朝廷內(nèi)外都知道應遵守的規(guī)則。”于是太祖又命令翰林院會同刑部官員，選取近幾年增加的條文，按類附入《大明律》，定為《名例律》，放在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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