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思想家很早就認識到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間和時間。《老子》稱人為“神器”，由“神”和“器”兩者構成。“神”是形而上者能變化妙用的生命機能，“神”體現于時間結構和功能。“器”則是形而下者的形體，包括器官、骨骼、肌肉、肢節等，是人體的空間結構。祖國醫學重神而疏器，生命機能稱為“神機”，對醫生的評價也有“粗守形，上守神”的尺度，把主宰思維并統帥全身生命活動的作用稱為“神明”。由于對“神”的重視，提出了生命是時間函數的命題。即《內經》多次強調的“神轉不回，回則不轉”的策語緘言。惲鐵樵稱此語為《內經》全書的關鍵。《內經》進一步又提出“化不可待，時不可違”的生命不可逆的特征。和西醫學重視人體空間結構相比，中醫學重視人體的時間結構，重視生命的過程、節律和節奏，有“臟氣法時”等論述，這是中醫學對生命本質的揭示。

　　中醫辨證論治講究“套路”，按套路逐步解決復雜的難治之病，其思維方法和傳統數學的解方程的思維是一致的。

　　西方數學，以幾何和形式邏輯的證明定理著稱，中國古代數學家很早就以問題為中心，用解方程的方法解決應用問題，西漢時即有《九章算術》問世，把幾何問題也代數化。東漢張仲景在《金匱要略》中，對于“咳逆倚息不得臥”的支飲，就是分步驟、先后使用小青龍湯、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苓甘五味姜辛湯，再用半夏，再加杏仁，再加大黃等六步成為一個套路，分別解決不得臥、沖氣、喘滿、眩冒、水腫和面熱如醉的戴陽證的。可見，中醫臨床辨證論治的思維方式與中國古代數學思維方式是一致的。

　　數學影響中醫思維方式，既賦予了中醫學特色，也有其負面作用。數學是實驗的孿生兒，中國古代數學沒有經過縮寫階段發展為符號階段，因其重實用而抽象性不強，分析思想不占主流，形式邏輯不發達，致使在古代，中國數學思想沒有形成推助中醫學向實驗科學發展的動力。主要的問題就是把“和于術數”泛化了。人數與天數有相契合者，按“人擇原理”，有的被采用了，但如果事事都“人副天數”，則擴大了類比的應用，如“天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天有三百六十日，人有三百六十穴”等都不甚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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