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7日，一個看似平常的日子。像往常一樣，以賣煙為生的林江邁老大娘早早起床，沿街叫賣。她與平常走一樣的路賣一樣的煙，吆喝聲也如平常，生活似乎一如既往。然而，此時，這位老嫗也許并不知道，她將在臺灣歷史上沉重的一頁中寫出下第一筆。在當時的臺灣，賣煙酒不貼印花稅即為違法，要受處罰。

　　到了晚上，這位老嫗叫賣到臺北市北郊大稻埕（現在的延平北路）以夜市繁榮的“園環”附近。在當時有名的“天馬茶房”外，這位老嫗遇到了專賣局臺北分局的緝么私員傅學通等6人與警察4人，坐吉普車在大街上飛馳。他們見小販便跳下車來，用鞭子亂抽。林江邁來不及躲逃，手中無印花稅的香煙悉數被沒收。老嫗苦苦哀求退回全家賴以維持生計的香煙，緝么者卻舉起槍托猛擊老人頭部，致使她鮮血淋漓，當場昏倒在地。在場的群眾憤怒已極，蜂擁將吉普車圍住，高喊“不準打人”、“還給得煙”。緝警一面逃跑，一面拔槍亂射，子彈擊中群眾，陳文溪中彈身亡。

　　警察濫殺無辜，群情沸騰，臺北市居民不約而同蜂擁至警察局，要求捕捉兇犯當眾處決，以平民憤。聽說兇犯躲入憲兵隊，民眾又圍住憲兵隊及報社，要求交出兇手，將血案經過真情頌于眾。這就是“二.二八“起義的導火線。2月28日清晨，群眾怒火燃燒，自發罷市搞議，并冒雨走向街頭，聚集成群開始游行示威。于是學生罷課，工廠罷工，游行隊伍越來越壯大。他們高呼“槍斃兇犯，賠償人命！”“停止查禁外國香煙”，“廢止專賣局”等口號，他們沿途燃燒派出所，焚燒專賣局緝么物資。上千11點左右，群眾派出代表，向柯遠芳提出懲兇、賠償、取水泄不通專賣局等五項要求，柯一面敷衍拖延，一面布下殺機。群眾隊伍向“臺灣省長官公署”涌去，不一會兒，公署廣場人山人海，群眾要求陳儀出來向群眾說明。突然，從“省長官公署”的屋頂上響起了槍聲，機槍子彈飛向手無寸鐵的示威群眾，當場打死6人，重任數人。“廣場慘案”震撼全市。自發反搞的群眾占領“臺北廣播電臺”，向全省廣播臺北血案，號召全省同胞起來反抗暴政。陳儀立即宣布戒嚴令，禁止群眾集會游行。3月1日清晨，陳儀開始了恐怖鎮壓：警察、憲兵、軍隊殺氣騰騰，槍聲四起，到處捕殺學生、工人和市民。下午憤怒的群眾包圍鐵路管理委員會，警察大隊竟用機槍掃射，當場打死18人，傷40多人，制造了更大的血案。國民黨第62軍和第70軍的兩個師，早已于1946年調往華北地區打內戰，在臺的僅有70軍的兩個師則已于1946年調往華北地區打內戰，在臺的僅有70師的留守部隊和基隆、高雄兩要塞的守軍，臺灣軍力空虛。陳儀采取與代表談判的緩兵之3月2日下午進行欺騙群眾的廣播提出以下條件：“一、凡參加此次事件之人民，一律不加追趕究；二、被憲警拘捕的人民，準予釋放；三、傷亡的人，不分本省人與外省人，傷者給予治療，死者優予撫恤；四、特設一‘處理委員會’，以商定善后辦法。”

　　3月3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由各方代表聯合組成，委員會內部勢力，大致由三個集團所構成。首先，第一個是當局，以及跟它貼緊的“半山”集團。“半山”就是搞日戰爭中，在大陸從事搞戰，光復后隨長官公署，以接收大員身份返臺的原臺省出身么有，因此，臺灣人民對其頗有惡評微詞；第二，是熱心于政治改革的蹭偏左集團。第三，是從蹭派到右派的保守系大土主和地方土紳集團。處理委員會“當日下午發出第一號公告，指出：“本事件已在徹底交涉之中，請我同胞暫為鎮靜作本會后盾，冀交員涉目的能達到。”委員會并動員青年維持臺北秩序。

　　史海鉤沉7

　　臺灣光復日

　　從1927年以后到1945年，陳儀一直任職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一度高速任過福建省主席、福建綏靖主任、陸軍大學校長和行政院秘書長。

　　1945年5月，陳儀當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招待委員、臺泫省警備總司令。

　　9月初的一天，在臺灣的日本第二方面軍舉行臺籍官兵解隊儀式。當晚，安藤利吉在臺北東門町兵營設宴，以示惜別。日本將佐和臺籍官佐應邀出席，分席列坐。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一臺籍準尉借助酒興站起發問：“今日宴會，既是送行惜別，應當盡禮盡歡，一視同仁為何席上日本人飲上等洋酒，臺灣人飲劣酒，待遇要不同呢？日本人死到臨頭，還要賤視臺人，臺人就先退席。”

　　言畢，欲離席。

　　此時，一日本大佐怒起，喝令：“坐下！”

　　那準尉聞言，二話沒說，抓起一只酒瓶，便擲向日席，“砰”的一聲，玻璃碎片及菜湯濺得日軍官佐滿身滿臉。

　　日本官佐大為惱怒，拔出腰間手槍，齊向臺席射擊。

　　這時，臺籍軍官出憤起反擊，各自拔槍，向日本人射擊。一時間子彈橫飛，桌翻碟碎，秩序大亂，安藤利吉慌忙退避。又是一場廝殺，雙方各不相讓。

　　結果，日人死傷30余，臺人死傷20余。此當為臺人搞擊日寇的最后一幕。國民黨接收臺灣的各項工作全面展開。

　　10月1日，國民黨軍第一路軍司令張廷孟攜帶中華民國國旗飛往臺北。張遷孟到臺北后不敢怠慢，剛下收音機即與安藤利吉交涉：“我代表中國政府要求駐臺日軍放下武器，并降下總督府上的日本國旗。”

　　天皇既已宣布投降，安藤利吉只得照辦。

　　隨后，張遷孟命令升起中國國旗。臺灣的天空，第一次飄起青天白日旗，在場的中國人無不為之動容。

　　蔣介石又電令：國民黨陸軍第70軍先頭部隊75師在基隆登陸，第70軍其余兩相師和第63軍所屬的3個師迅速完成在臺登陸計劃，海軍第2艦隊進駐臺灣各重要港口。

　　10月17日，中國軍隊在基隆登陸，臺灣萬千民眾扶老攜幼，爭先恐后擁往基隆，有的夜露宿碼頭，“簡食壺將，以表歡迎”。

　　在軍隊從基隆火車站登上開往臺北專列時，歡迎的群眾竟從基隆一直排到臺北火車站，長達80多公里，充分表達了臺灣同胞熱愛祖國和充滿了勝利喜悅的心情。

　　史海鉤沉8

　　戰爭結束后，許被陳儀內定為臺灣大學校長。可是國府教育部以許為魯訊好友，為魯迅思想的宣傳者，而拒絕任用。當時的教育部長是C.C（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的巨子陳立夫，因此，或是說這是必然收場。許壽裳不得已，只有擔任陳儀設置的臺灣省立編譯館館長，并兼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但于1948年2月18日夜晚，在臺灣大學宿舍被暗殺。此舉被指為政治整肅的恐怖行動的一環，大受國內外的挾擊。

　　提起《浙江潮》的同仁就會想起沈仲九的名字。沈與陳儀有親戚關系（沈為陳妻之堂弟，陳之第一任夫人為中國人），于日本留學后，再到德國留學，據說是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居于領導地位的會員。以智囊地位參與陳儀的福建施政，在同一期間主持行政干部訓練訓練班，另一方面他又組織無政府主義團體，征求同好。沈仲九在陳儀的保護下，戰略上，局外人不易窺知其基本想法，但在戰術方面，則可看出其有立志求興國民富與中國共產黨不同的“第三路線”的濃厚形跡。沈把臺灣看成理想的實驗場地，而早在重慶就策定三項“基本施政方針”。即：（1）樹立適合臺灣實情的行政制度。（2）實施統一接收。（3）保持幣制的安定。

　　其中（1）是要樹立承認日本在總督府體制形式的長官公署體制，謀求如同日本的臺灣總督，掌握行政與軍政的一元性權力，陳儀于是兼任臺灣省行政長官與臺灣省警備總司令。（2）是要完全掌握“日產”——日本有關機關及其人員所留下的財產，預先阻止針對接收的權益而介入的大陸各勢力，以便確保治臺財政基礎理論。（3）是要隔絕大陸通貨膨脹的狂潮，意圖禁止大陸的浙江財閥系銀行和C.C.掌握的農民銀行等向臺灣發展。

　　沈仲九在表面上高唱“實踐三民主義”和“建設臺灣為模范省”，實質上則大舉留用日本人，致力于建立體制。接收專賣局，繼續實施專賣制度，為謀求獨占進出口與移出入而創設貿易局，為建立計劃經濟而事務統計等等。

　　陳儀來臺時有疏求好，他要求部隊遵守紀律，為此曾將一違紀的馬姓少將當眾槍殺示眾。對于臺灣民政、財政、金融、治安、警備、糧食、工礦等問題，他也試圖深入了解。他身體好，生活軍事化，拿盒飯上班，以辦公室為家，曾經使他的幕僚們受不了。

　　然而遺憾的是，他身為臺灣最高行政首長，未能深入了解臺灣民性民情，而若干高級干部粉飾太平，未能掌握政局現狀，終于釀成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陳儀也因此去職，最后竟走上斷頭臺。

　　國民黨的腐敗決定了陳儀注定要失敗的。

　　陳、沈的政策結果與其期望相去甚遠。

　　國民黨的大陸上那一套貪污腐化、橫征暴斂、黑暗兇殘的專制統治，變本加厲地搬到臺灣。國民黨的接收大員，擅開公庫，篡改賬簿，盜竊公款，私賣物資，化公為私。他們甚至不擇手段，將工廠的機器，將機場的收音機都拆毀拍賣，以飽么囊。有的為了消臟來跡，竟放火燒毀工廠、機關辦公室，倉庫也頻頻突燃“怪火”，給群眾生命財產帶來巨大損失。日本殖民者留下的20萬戶住宅，也成了軍政官員的獵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