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小學語文經典國學知識：儒學之忠

　　“儒家”、“忠”，相對來說，人們對“忠”或許比對“儒家”這一概念要熟悉的多，但熟悉并不等于了解。事實上，一提到儒家之忠，人們首先總是會想到“愚忠”之類，而對忠、對儒家之忠的認識，恐不能基于此。

　　何謂忠？查《說文解字》：“忠，敬也，盡心曰忠。”應該說，這便是忠的定義。“忠也者，一其心之謂也” （《忠經·天地神明章第一》）， 也作如是說。朱熹在《四書集注》解釋忠的涵義：“盡己之謂忠。”都是對“忠”字的正確理解。

　　《左傳·桓公六年》：“上思利民，忠也。”《左傳·昭公元年》：“臨患不忘國，忠也。”這是春秋時代人們對忠的解釋。但這解釋已不只是單單對“忠”字，而是對忠的外延（忠的對象）來進一步剖析。

　　忠，是一種應有品德和行為準則。它是一種對事對人的應有品德和行為準則，因為它必然要通過人事才能表現出來。其對象較為廣泛，對自己的份內之事，對親、師、友、君所交待的事都要忠（盡心）。間接地，也便成了待親、待師、待友、待君（但絕非漢以降特指的對上、待君）都應該忠（盡心），當然這忠并非無原則的忠。

　　《論語·里仁》里，曾子曾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學而》：“子曰：君子……主忠信。”君子行事以忠信為主。在《論語》中，未見孔子對“忠”字直接釋義。縱觀《論語》，更絕沒有要求臣應對君的忠。

　　《論語·八佾》篇中，倒有一段有臣應忠于君的嫌疑的對話，“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按：魯定公問道：“君主使用臣下，臣下服事君主，該怎樣做？”孔子回答說：“如果君主能按照禮來對待臣下，那么臣下就會盡心去做君所任命的份內之事。”）這句中的“事君”二字，自然不能理解成“侍奉君主”或“服侍君主”，據學者查證，儒家經典里應還沒有“侍君”一詞。所以“臣事君以忠”的解釋完全可以解為“臣下盡心去做君所任命的份內之事”。退而言之，即便簡單理解為“臣下盡心去服侍君主”也無不可——只要我們莫拉下上一句“君事臣以禮”，不將之一分為二而作斷章取義之舉。

　　在對待君臣關系，孔孟都是從相對關系切入的。“亞圣”孟子談到忠時，和孔子一樣，絕沒有認為忠是無原則地聽從上司、君主之命。相反地，孟子在此基礎上還邁出了一大步，痛快淋漓地道出孔子還沒說下去的話，《孟子·離婁》篇中，“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按：孟子告訴齊宣王說：“君主把臣下當手足，臣下就會把君主當腹心；君主把臣下當狗馬，臣下就會把君主當一般不相干的人；君主把臣下當泥土草芥，臣下就會把君主當仇敵。”）

　　在孔孟那里，“忠”隸屬于“仁”，忠是誠實的表現，它所傳示的精深內涵本身便是仁義。忠在眾德中（克己、愛人、惠、恕、孝、信、讱、勇、儉、無怨、直、剛、恭、 敬、寬、莊、敏、慎、遜、讓）的地位很高，忠做為眾德之一，受著人類社會活動和人際關系中應當遵循之最高原則的“義”的節制，成其為美德。

　　到了漢代，西漢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賈誼在其《新書》中多次談到忠，他對忠的解釋是對孔學的進一步論敘，也是基于愛民的。而西漢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出了所謂的“王道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原是指提網的總繩，這里是一種比喻，意為君對臣，父對子，夫對妻有較絕對的支配權力，而臣對君，子對父，妻對夫則只有絕對服從的義務。這無疑是和孔子思想是相悖的，也是孔孟儒學的一大變。“忠”由原來的儒家（孔子）的倫理范疇而一躍成為重要的政治道德范疇，其含義主要是指對君主忠誠。《忠經》上所謂“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況人乎，忠興于身，著于家，成于國，其行一也”。

　　直至程朱，更是對三綱大力宣揚（有一點要注意，最早鼓吹王權至上的是法家韓非子）。此后的忠，更成了傳統社會的最高道德。自班固的《漢書》以下，《晉書》、兩《唐書》、《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都設有《忠義傳》。不過，確切來說，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師荀況（有學者認為荀子本屬儒表法里類人物，如錢世明；有學者認為荀子可為雜家，如郭沫若）對忠的解釋就已不同于孔孟。

　　《荀子·君子》篇里：“忠者，敦慎此者也。”把辦事敦慎稱為忠，還沒離開孔子對忠的正確觀點。但通讀《荀子》一書，也沒看見荀子把“忠”的對象放寬到對一切人上的論說。單就其《臣道》篇而言，這篇專講為臣之道如何如何，言“忠”只及于君王。《荀子·臣道篇》：“從命而利君謂之順；逆命而利君謂之忠；敬而不順者，不忠也。”荀子談忠，旨在說“忠臣”，說臣應如何忠于君……

　　行文止此，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問題。那便是忠的對象問題，這恐怕也便是人們對忠的誤解其癥結所在。

　　千百年來，在所謂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邪說流傳下，人們多以為“忠”只是臣對于君而言，大不足取。但實際上，追本溯源，我們便知道孔孟所說的“忠”，并不是單指臣對君忠，更不是無原則的臣對君忠。

　　忠，于今而言，既不拘于時空，也不拘于地域，推之古今而公行，放之四海而皆然。暫不論孔孟的這一正確的“忠”是可以照搬不誤，即便是董子所謂的“忠”也可以拿來用，只是在忠的“對象”上略加改動便是。孫中山先生便曾說：“古時所講的‘忠’，是忠于皇帝……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國，忠于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要高尚得多。”（《孫中山選集》）顯然，嚴格來說，孫中山先生這段話中“古時所講的‘忠’，是忠于皇帝”這句是籠統而有誤的。但把忠的對象轉化為為國為民，則所言甚是。

　　我們對于傳統美德都應古為今用，并進行現代注解。于忠而言，亦復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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