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俸救民

　　四年后，于成龍升湖廣下江陸道道員，駐地湖北新州（今新春縣），在湖北期間，盡管地位和環(huán)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異于常人的艱苦生活作風(fēng)。在災(zāi)荒歲月，他還以糠代糧，把節(jié)余口糧，薪俸救濟災(zāi)民。因之百姓在歌謠中唱道：“要得清廉分?jǐn)?shù)足，唯學(xué)于公食糠粥。”為廣行勸施，讓富戶解囊，他更以身作則，甚至把僅剩的一匹供騎乘的騾子也“鬻之市，得十余兩，施一日而盡”。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龍升福建按察使離湖北時，依然一捆行囊，兩袖清風(fēng)，沿途以蘿卜為干糧。

　　整頓吏治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龍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舉“卓異”后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撫吳光祚還專疏向朝廷舉薦，稱于成龍為“閩省廉能第一”，從此，于成龍得到清廷的賞識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簡”于成龍為畿輔直隸巡撫，翌年春，又召見于成龍于紫禁城，當(dāng)面褒贊他為“今時清官第一”，并“制詩一章”表賜白銀、御馬以“嘉其廉能”。未逾兩年，又出任為總制兩江總督。

　　身為“治官之官”，于成龍始終把整頓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國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識其順逆之情”。“以一夫不獲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為保郅致政之本。”在黃州時，他衣內(nèi)的布袋便利了治盜。升巡撫后仆人請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貯盜，今以貯奸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隸，即發(fā)出清查庸劣官員的檄文，責(zé)令各屬將“不肖貪酷官員”，“昏庸衰志等輩”“速行揭報，以憑正章參處”。針對各屬賄賂公行，請客送禮之風(fēng)，他從利用中秋節(jié)向他行賄的官員開刀，懲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訪于民間，面對“州縣各官病民積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狀況，不禁嘆曰：“噫！吏治敗壞如倒狂瀾，何止時乎？”很快頒布了《興利除弊約》，其中開列了災(zāi)耗、私派、賄賂、衙蠹，旗人放債等15款積弊，責(zé)令所“自今伊始”，將所開“積弊盡行痛革”。與此同時，他根據(jù)自己的體會，又制訂了以“勤撫恤、慎刑法，絕賄賂，杜私派，嚴(yán)征收，崇節(jié)儉”為內(nèi)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為地方官的行為準(zhǔn)則。方法上，他舉優(yōu)劾貪，寬嚴(yán)并濟，時人說凡他所到之處，“官吏望風(fēng)改操”。康熙帝也稱其“寬嚴(yán)并濟，人所難學(xué)”。

　　對廉潔有為的人材，于成龍反對論資排輩，他對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異議，認為不利于吏治建設(shè)，造成“問其官則席不暇暖，問其職則整頓無心，勢彼然也，”常常使“遠大之辭，困于百里，深為可惜！”為此，他屢上疏推薦人材。如直隸通州知府于成龍（史稱小于成龍）、江蘇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較有作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舉薦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生活簡樸

　　于成龍的官階雖越升越高，但生活卻更加艱苦了。為扼止統(tǒng)治階級的奢侈腐化，他帶頭實踐“為民上者，務(wù)須躬先儉仆”。去直隸，他“屑糠雜米為粥，與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親切地稱他作“于青菜”。總督衙門的官吏在嚴(yán)格的約束下，“無從得蔬茗，則日采衙后槐葉啖之，樹為之禿。”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帶家眷，只一個結(jié)發(fā)妻闊別20年后才得一見。他的清操苦節(jié)享譽當(dāng)時。據(jù)載，當(dāng)他出任兩江總督的消息傳出后，南京布價驟然上漲，“金陵闔城盡換布衣。即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驅(qū)從，毀丹亞，至有驚恐喘臥不能出戶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鳥獸竄”。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無長物”。

　　逝世

　　二十三年，于成龍死于任上。木箱中只有一套官服，別無余物，市民痛苦，會像祀之，謚清瑞。

　　于成龍逝世后，南京“士民男女無少長，皆巷哭罷市。持香楮至者日數(shù)萬人。下至萊庸負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見中下層人民對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帝破例親為撰寫碑文，這是對他廉潔刻苦一生的表彰。

　　人物評價

　　于成龍是個大器晚成的人。他在明崇禎十二年（1639）曾經(jīng)參加過鄉(xiāng)試并中副榜貢生，但因為父親年邁需要照顧而沒有出去做官。直到45歲才以明經(jīng)謁選清廷吏部，被授以廣西柳州羅城縣知縣。此后，他歷任知縣、知州、知府、道員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撫大員，所到之處，皆有政聲。尤其是始終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愛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