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情允協”源于珍視生命

　　為了使生硬的法條更容易被群眾接受，在自宋以來的司法實踐中也注意法、理、情三者的聯通，所謂理順國法，法情允協。在刑案資料中經常可以見到循理、準法、原情的字樣。循理即循三綱倫常之禮，準法即以國家的制定法為基本依據，原情即符合社會成員共同認知的行為與理念，以及社情、世情。

　　法、理、情三者的聯通，成為評判司法的重要價值取向，它既不損害法律的權威與公正性，又減少了執行法律的阻力，使法律義務與社會義務、親情義務相統一，從某種意義來說，使法律走向了生活。

　　明初，有一個人犯了法，他的父親賄賂官員請求赦免。御史想一并問父子二人的罪。明太祖說：“這是人倫親情罷了，還是治兒子的罪吧，赦免他父親。”還有一次，山陽一老人犯了罪，應受杖責，他的兒子請求代父受刑。明太祖得知后很感動：“為了孝子，只好委屈法律了，放了他父親吧”。明太祖以嚴法治世著稱，卻曲法伸情，表現了法與情的允協。當然，此類案件多為對社會危害不大的一般性案件，既不傷害司法的公正，又可收到“明刑弼教”的效果。正如明代丘�！洞髮W衍義補》中說：“無情則無義，無情無義則健訟之風起，而爭奪之禍作矣。此治獄者得獄之情，必加之哀矜而不可喜也。”

　　中國古代司法在儒家“仁者愛人”的學說指導下，十分重視對于社會弱勢群體的體恤和傾斜，對于老、幼、婦、殘實行恤刑。唐律規定：“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收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婦人犯死罪，懷孕，當決者，聽，產后一百日乃行刑。”至于殘疾、廢疾、篤疾，也各有相應的恤刑規定。這種傳統自漢朝起一直延續至清朝，體現了司法的人本主義原則。

　　對于死刑案件的判決，古人也很慎重，從南北朝起，對于死刑案犯的審決權便收歸朝廷，力求公正。隋朝法律規定“諸州囚有處死，不得馳驛行決”，“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案覆，事盡然后上省奏裁”。唐朝死刑犯行刑前，要經過三復審的復核程序，由皇帝親自掌握。清朝乾隆十四年廢除三復審制度，乾隆皇帝在上諭中說：“朕每當勾決之年置招冊于傍，反復省覽，常至五六遍，必令毫無疑義，至臨勾時，猶必與大學士等斟酌再四，然后予勾，豈啻三復已哉？”

　　死刑案件的多次復審，其意義不限于重視罪犯個人的生命，更著眼于社會的安定，故由皇帝親自掌握駁議，力求做到死者無怨，相關者安寧。

　　為了減少百姓訟累，在司法中也注重調解息訟。明末廣州府推官顏俊彥《盟水齋存牘》判詞中“息詞”就達八十八件。清代沈衍慶《槐卿判牘》中一百三十五個判例，絕大部分是既判既息，調判結合。道光元年至三十年，順天府寶坻縣二十二件完整的戶婚田土案件中，調解結案的占十一件，比例達百分之五十。

　　中國古代在重血緣、地緣關系的基礎上，在“必也使無訟乎”的理論引導下，調處息訟，其經驗之豐富、效果之顯著，不僅是中國古代司法的重要創造，而且也是世界法制史上所僅有的。（張晉藩/作者為著名法制史學家，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