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盡管清代朝廷未將送學禮詳細刊載于典章制度文獻之中，但是由于清代“科舉必由學校”，在童試中脫穎而出考中生員，是科舉入仕的基本起點，因而地方社會對舉行送學禮更為積極。

　　清代送學禮之所以名為“送學”，是因為它是由地方官將新生送至學校拜見老師，因而舉行送學禮的經費理當由地方政府承擔。然而，由于康熙初年裁減了送學禮的經費預算，導致地方政府無力舉行送學禮，因而新生家長不得不出面承擔舉辦送學禮的費用。據道光《（浙江）建德縣志》記載，學政錄取名單公布后，新生家長們要推舉“齒爵俱尊者”，由其選定日期，約請知縣出面主持送學禮。典禮當日，新生家長需預先在明倫堂安排酒宴和戲劇。縣官、學官離場時，新生家長均需恭送。典禮結束后，新生家長還要“至縣稟謝”。

　　清代新生在入學之前需向學師繳納束脩等費。由于清代教官不像地方官一樣有養廉銀待遇，每年俸祿不到50兩，生活極為貧困，故而數額不菲的束脩、印金等便成為教官的重要收入來源。如光緒《（廣東）香山縣志》便記載，文武新生拜謁教官，除需繳納“贄儀”，還要“另取銀兩曰印金，以新進之貧富定其多少；富者或至數百數十兩，即貧者亦十兩以外”。這些費用不僅影響了師生關系的純潔性，而且更成為貧困學生的沉重負擔。如四川東鄉縣（今宣漢縣）便出現了“貧士相戒不應考”“至貧士入學不敢見其父兄，見必責打之”的奇怪場景。山東平度州（今平度市）則因學官“勒索苛虐”，新生“起與為難，入學署滋鬧”，地方官派人抓捕，最后竟釀成了幾名新生“斃于獄”的慘劇。

　　為了紓解學師收入微薄的困窘，減少新生入學壓力，清代各地士紳紛紛捐資捐產，建立公益基金組織，并公舉管理首事，議定管理章程，代新生向學師繳納印卷、束脩費，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有采芹會、樂泮堂、肄雅堂、印金局、學田局、賓興會等。如江西泰和縣采芹會，是全縣鄉紳公捐錢款“萬緡”，存典生息，代繳“文武新進修金”；鄉紳黃繩祖也捐產取息，“為邑文武新進入學束脩、印卷資”。廣東香山縣印金局，是邑紳黃棟梁等“為文武新生致送教官冊金、贄儀”而合力捐設的，共購置田產1000余畝，每年可收租銀3700余兩。浙江諸暨縣歲貢生徐漸逵等“勸捐集資為公款，以三年所入之息，足抵兩試束脩之資”，前后合計捐田2200多畝，并于府城建造肄雅堂，既作管理機構，又是崇祀建筑，“設捐戶神主”，對捐資者表示崇敬，供后人憑吊。清光緒初年，張之洞擔任四川學政，因見學官向新生索要束脩，有失師生體統，“乃下《學田說》于郡縣”，要求四川地方官員倡導鄉紳捐資，設置學田，其管理機構一般稱為“學田局”。

　　科舉賓興公益基金的勃興，是清代科舉社會異于此前歷代社會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國教育公益文化發展的重要表現。各地的賓興公益基金，有些職能較為單一，專為新生入學階段的考費、規費而設，如江西奉新縣廣華堂、廣東香山縣印金局、貴州綏陽縣黌田局、四川各縣學田局等；有些則職能較為齊備，除資助童試相關費用，還全面資助生員鄉試、舉人會試或優拔貢朝考等一切與科舉考試有關的費用，如江西南昌縣考棚公局、湖南湘潭縣賓興堂、廣西北流縣賓興館等。這些賓興公益基金組織的出現，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新生入學和考生赴考的壓力，提升了清代教育與考試的起點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