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教的發生，詩教傳統的建立與孔子密切相關。《禮記·經解》引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這是現存最早關于“詩教”一詞的記載。意指經過《詩經》的學習與教育，對完美人格的培養具有重要意義。這一說法被古人繼承下來，成為一個有特定內涵的文化傳統。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在古代被列為“六經”之一，而且高居六經之首。《詩經》的編輯是周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可以說是周人建設其禮樂文化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一部具有政治、道德、倫理、哲學以及審美、文化教育意義的著作。《詩經》在周代社會有著崇高的地位，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離不開詩。它既是詩，也是歷史；既是文化知識的教科書，也是政治道德倫理的經典；既是人們日常學習的對象，也是在社會生活中使用的交流工具。詩的影響滲透于當時貴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塑造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作為中國古代的一部經典，《詩經》在中國文化史上所起的作用之大，實在是不可估量的。近代以來，人們對《詩經》的認識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僅僅將《詩經》看作是一部如《唐詩三百首》一樣的普通詩歌總集，還號稱是“恢復了《詩經》的本來面目”，這恰恰是對它的最大誤解。

　　孔子非常看重《詩經》的詩教作用，他曾對兒子孔鯉說：“不學詩，無以言。”又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①孔子如此看重《詩經》，是與“詩教”在中國周代文化體系中的重要地位聯系在一起的。《詩經》揭示了“寓教于樂”的藝術本質，是周代禮樂文明的產物，也集中體現了周人的詩樂觀。

　　周人認為，樂的本質是心靈的愉悅，《禮記·樂記》說：“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人之道也。”通過樂對于人情的感動功能去整治人心，從而使人對自己的趨善行為進行自我觀照并產生愉悅，是周人的一種文化理想。“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②

　　據《周禮》所記，周代掌管音樂的最高官職是大司樂，他同時也是當時大學學政的主要負責人，他把音樂的內容分為三部分來教授：一是音樂中所包含的道理，主要是中（忠）、和（剛柔相適）、祗（敬）、庸（常規）、孝、友六者。二是配樂詩歌的學習應用，主要是興（感發）、道（引導）、諷（諷喻）、誦（朗誦）、言（發端）、語（答問）六者。三是樂舞，主要包括世代相傳的先代舞蹈，如《云門》《大卷》（傳為黃帝樂舞）、《大咸》（堯時樂舞）、《大韶》（舜時樂舞）、《大夏》（禹時樂舞）、《大濩》（商湯樂舞）、《大武》（周武王樂舞）等。同時還規定了學習的階段和進度：“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十五歲）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③

　　周人看重詩樂，并且把它帶進日常生活當中，使他們的生活充滿了高雅的情趣。周代貴族社會最常用的樂器是琴瑟，《詩經》中寫到琴瑟的詩篇很多，如《周南·關雎》寫君子思念淑女，就說要用“琴瑟友之”，《鄘風·定之方中》寫衛人安居，其中一個重要事情就是砍伐椅桐梓漆等樹木來做琴瑟，《小雅·鹿鳴》寫君子迎接嘉賓到來“鼓瑟鼓琴”，《棠棣》寫貴族與妻子好和，是“如鼓琴瑟”，《鄭風·女曰雞鳴》寫夫妻和樂，也是“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左傳·昭公元年》有“君子之近琴瑟”之說，《禮記·曲禮》和《詩經毛傳》也有“士無故不撤琴瑟”“君子無故不撤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的話。

　　周人的詩樂觀念和他們對待《詩經》的態度，賦予了詩教豐富的內容。概括而言，周代“詩教”應該包含以下內容：

　　詩教是審美的教育。《詩經》雖然是先王政典的一部分，肩負著拯救社會的現實功能，但是它的形式首先是美的。詩的語言是最精美的語言，詩與樂舞聯系在一起，有音樂的外在形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這是多么美的語言；“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這是音樂之美。

　　詩教是情感的教育。《詩經》基本都是抒情詩，中國人認為詩與樂的原始抒發點就是情。《毛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禮記·樂記》說：“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

　　詩教是文化的教育，包括宗教、政治的教育，倫理、道德的教育，民俗、風情的教育，博物、識字的教育。《詩經》的內容豐富多彩，知識多樣化，它既是審美教育和情感教育最好的知識載體，也是這兩種教育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使受教育者最后成為一個有文化、有知識、有修養的完善的人。

　　事實上，《詩經》在中國古代所發揮的作用，遠非“溫柔敦厚”四字所能概括。《禮記》中之所以要做這樣的概括，只是為了強調《詩經》這部經典與《易經》《尚書》《春秋》等經典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不同特點。孔穎達說：“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性情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這種解釋也不全面。《詩經》里面有好多諷諫詩直陳其事，而決非“不指切事情”。事實上，直面諷諫就是《詩經》里面特別重要的一份遺產。當然《詩經》里面也有對美好事物的贊美。而所有這些，又都是通過“詩”這種具有審美意象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此即《詩經》中“比興”之義。

　　后人學習《詩經》，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是詩人的品格，第二是詩學的修養。在六朝以前，“詩人”這個概念，往往就專指《詩經》的作者。如劉勰評價屈原的時候就說他“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在說到比興的時候就說：“比則蓄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托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劉勰又說：“《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④因此，從廣義上講，我們所理解的中國古代“詩教”，指的是戰國以后詩人們通過對《詩經》的學習來提高自己的個體人格修養與詩學修養這兩個方面。“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制騷，諷兼比興。”屈原正是從這兩個方面繼承了《詩》的精神，也是“詩教”傳統的最好體現者。“別裁偽體親風雅”的杜甫也是如此。皎然《答蘇州韋應物郎中》：“詩教殆淪缺，庸音互相傾。忽觀風騷韻，會我夙昔情。”梅堯臣《還吳長文舍人詩》：“詩教始《二南》，皆著賢圣跡。后世竟翦裁，破碎隨刀尺。”從后人的這些言論中，我們可知，“詩教”從來就不是指從《詩經》中學習一般的雕章琢句功夫，而是要修煉完善自己的人格，繼承《詩經》中的“風雅”“比興”傳統。

　　“詩教”在中華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人格塑造過程中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在中國當代文化建設中，特別是在文化教育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衡量一個民族或者一個人的文明程度有兩個標尺：一個是物質標尺，一個是精神標尺。精神文明的建設靠什么來實現？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靠文化的學習和藝術的熏陶。一首好詩發揮的精神作用，往往要超過千言萬語的枯燥說教。我們的祖先在《詩經》的創作與學習中給后人樹立了榜樣，它不但提供給人們以藝術審美的享受，同時它還以詩性的方式教人們如何去做人。（趙敏俐，單位：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

　　①參見《論語》之《季氏》《陽貨》。

　　②參見《禮記·樂記》。

　　③參見《禮記·內則》。

　　④參見《文心雕龍》之《辨騷》《比興》《宗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