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百家思想雖然好惡殊方，各引一端，但其本質(zhì)都是社會治理學說，目的都是為執(zhí)政者提供治國救世之良方。在諸子林立的各種學說中，老莊之“無為而治”，儒家之“德治”“禮治”抑或“禮法之治”，法家之“法治”，學術界都有大量的闡發(fā)和論述。然而，對于《黃帝四經(jīng)》的“道治”學說，人們則很少論及。事實上，這一學說具有深刻的內(nèi)涵和豐富的精華，在當時各種治理學說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無論時人還是漢人對其都有極高的評價，甚至將其視為勝過其他各家的最完備最周詳?shù)闹卫韺W說。《尹文子》說：“是道治者，謂之善人；借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尹文子·大道上》）司馬談論先秦六家，對陰陽、儒、墨、名、法五家都有褒有貶，獨獨對道家（此道家實為以《黃帝四經(jīng)》為代表的學派而非老莊學說）有褒無貶且評說最詳。所以，《黃帝四經(jīng)》的“道治”學說是一筆珍貴的思想遺產(chǎn)，值得我們認真總結(jié)和汲取。

　　1973年，《黃帝四經(jīng)》在失傳兩千多年后被重新發(fā)現(xiàn)，是20世紀世界最重要的考古發(fā)現(xiàn)之一，為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黃帝四經(jīng)》以“道”為最高范疇，全書論述的問題以“道”為中心：道是什么，道何以成為治國之準則，循道與違道的結(jié)果是什么，道如何得以實施等等。所以，“道治”是《黃帝四經(jīng)》的核心理論和根本主張。

　　何謂“道治”？邏輯的解釋是“以道治理”。道治的內(nèi)涵是：按照自然和社會產(chǎn)生之初便存在的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規(guī)律治理一切社會事務。簡言之，道治便是規(guī)律之治。《黃帝四經(jīng)》認為，自然和社會都有內(nèi)在的規(guī)律和秩序，它們同源于道，道之恒常決定了社會之恒常，故統(tǒng)治者立政舉事必須觀察天地之常：“天地有恒常，萬民有恒事，貴賤有恒立（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十大經(jīng)·行守》）“治國有前道；上知天時，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十大經(jīng)·前道》）天地之間恒久存在的客觀規(guī)律是多種多樣的，它們都是人類效法和遵循的對象。

　　道治是規(guī)律之治，這種規(guī)律之治如何實現(xiàn)呢？《黃帝四經(jīng)》明確提出以法治推行道治，法治是實現(xiàn)道治的根本方法和唯一途徑。因為，道之規(guī)律不是虛無空泛的，它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唯一載體就是各種各樣的法律（法、名、刑、稽、令等等），法由道生，道由法顯。《黃帝四經(jīng)》開篇就寫道：“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經(jīng)法·道法》）又說：“其明者以為法，而微道是行。”（《十大經(jīng)·觀》）公開、明白、易知之法，來源于隱行之道。既然法治是治國的唯一途徑，立法建制便是治國的首要任務，其中尤以建立“名”的制度和規(guī)范最為主要：“有物將來，其形先之。建以其形，名以其名。”（《稱》）立法建制以后，就要讓其成為全社會唯一的是非標準：“斗石已具，尺寸已陳，則無所逃其神。故曰：度量已具，則治而制之矣。”（《經(jīng)法·道法》）道是客觀的，公正的，法本源于道，所以也具有客觀公正的性質(zhì)，只有它才能成為人們行為的準則。

　　治國不僅應以立法為先，而且還必須行善法之治。道具有“大愛”的善性，依道而立之法也應具有同樣的善性。為此，《黃帝四經(jīng)》提出了一系列道治原則，亦即立法和司法的指導準則。其要者有四：一是以人為本。因循天道在社會實踐中的集中表現(xiàn)是順人之心，從人之情，“天道”與“人心”相須相連，所以以人為本是天道的必然要求：“優(yōu)未愛民，與天同道。圣人正以待之，靜以須人。”（《十大經(jīng)·觀》）二是予取得當。政府向人民、國家向社會的收取和給予，應當合適有節(jié)，這是決定國家治亂興亡的一個重大問題：“取予當，立為圣王；取予不當，流之死亡。”（《稱》）所以，政府和國家對人民和社會應該予取兼行，先予后取，厚予薄取，決不能只取不予。三是公正去私。“天地無私，四時不息”，公正無私是道的本質(zhì)屬性，自然也是道治的內(nèi)在要求，立法和司法都應體現(xiàn)這一原則：“法度者，正之至也。……精公無私而賞罰信，所以治也。”（《經(jīng)法·君正》）四是平衡合度。“平衡”是《黃帝四經(jīng)》的一個重要理念，也是立法施政的一個重要原則：“應化之道，平衡而止。輕重不稱，是謂失道。”（《經(jīng)法·道法》）無論君民、君臣、父子、上下、賢愚等社會關系之調(diào)整，還是刑德、文武、賞罰等治理方法之運用，都不能“過”或“不及”。

　　“道法合一”是《黃帝四經(jīng)》道治思想的核心觀點；也正是《黃帝四經(jīng)》在中國思想史上劃時代地提出了“道法”的概念。這種“道法合一”的道治思想，具有清楚的實質(zhì)和深刻的精髓。首先，道治是依道治國，而不是依人治國。《黃帝四經(jīng)》強調(diào)，道之客觀規(guī)律是治國準則，而不是以人之意旨為治國依據(jù)；順道則興，逆道則亡：“順則生，理則成。逆則死，失（則無）名。”（《經(jīng)法·論約》）“物有不合于道者，謂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謂之逆。逆順各自命也，則存亡興壞可知也。”（《經(jīng)法·論》）道高于圣人君王，而不是圣人君王高于道；圣人君王必須以謙卑敬畏的姿態(tài)對待道，而不能將自己凌駕于道和理之上：“是故君子卑身以從道，智以辯之，強以行之，責道以并世，柔身以恃之時。王公若知之，國家之幸也。”（《十大經(jīng)·前道》）其次，道治是依法治國而不是依人治國。《黃帝四經(jīng)》十分明確地主張要法治而不要人治：“以法度治者，不可亂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亂也。”（《經(jīng)法·君正》）“世恒不可釋法而用我，用我不可，是以生禍。”（《稱》）為什么“法”比“人”優(yōu)越和可靠？因為“法”是道之規(guī)律在社會生活中的體現(xiàn)和反映，而“人”不具有這樣的屬性；依法而治就是按客觀規(guī)律而治，依人而治則是按人的一己之意而治。對此，與《黃帝四經(jīng)》思想屬性相同的《尹文子》也有很精到的論述：“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獨治也；圣法之治，則無不治也。”（《尹文子·大道下》）根據(jù)這種認識，《黃帝四經(jīng)》進一步強調(diào)，法是社會生活中的最高權(quán)威。猶如道高于君王，法亦高于君王；猶如君王必須循道，君王也必須守法。法治的關鍵就在于君王帶頭守法：“故執(zhí)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故）能自引以為繩，然后見知天下而不惑矣。”（《經(jīng)法·道法》）在幾千年前，《黃帝四經(jīng)》對“法治”和“人治”的本質(zhì)和優(yōu)劣有這樣深刻獨到的見解和認識，無疑是難能可貴的。

　　《黃帝四經(jīng)》的“道治”學說，既有深邃的哲學基礎和本體性論證，又有明確社會化和實踐化的方法和途徑，對于其他學派的治理學說，既能兼收并蓄，又予改造升華，因而備受思想家和執(zhí)政者的重視。《尹文子》說：“大道治也，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尹文子·大道上》）在《尹文子》看來，名法儒墨各家雖都有自己的理論，但它們無法與“道治”理論相提并論；道治涵攝了名法儒墨各家理論，而名法儒墨各家理論都要以道治為本。司馬談對以《黃帝四經(jīng)》為代表的學派的“兼收”特點和優(yōu)長地位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各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論六家要旨》）（作者：艾永明 系清華大學法學院凱原中國法治義理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