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和媽在電話里聊我小時候頻頻遭到“毒打”的經歷：數學考到95分要被扇耳光；語文生字寫得馬虎要被掐大腿內側；有時候放學后貪玩耽誤了寫作業，屁股被打得又高又腫，第二天都沒辦法坐在班里的座椅上。

　　往昔凄慘的鏡頭全堆在眼前，我怪里怪氣地嘲諷媽：“媽，聽過那個笑話嗎？世界上笨鳥有三種，一種是先飛的，一種是嫌累不飛的，還有一種自己不飛，就在窩里下個蛋，讓下一代使勁飛。”電話那一端不語，我咄咄逼人地繼續講，“媽，還記得那年就因為我寫字慢，你拿著不銹鋼椅子毫不含糊地沖我砸過來嗎？”

　　媽沉默了許久，說：“孩子，媽記得。”

　　幾天后接到媽的電話，我正在上班，背景音響吵得厲害，我心不在焉地讓她快點講。

　　媽說：“就給我兩分鐘，剛從報紙上讀到一段話，說得挺好，我記性不好要趕快說給你聽，咳咳，‘孩子，我要求你讀書用功，不是因為我要你跟別人比成績，而是因為，我希望你將來會擁有選擇的權利，選擇有意義、有時間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謀生。當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義，你就有成就感。當你的工作給你時間，不剝奪你的生活，你就有尊嚴。成就感和尊嚴，給你快樂。’這人說得有道理，媽嘴笨說不出這樣的話，但是孩子啊，你原諒媽媽吧，當年打你的時候，我心里認的也是這個理，媽只不過不想讓你成為我這樣的人。”

　　媽是什么樣的人呢？

　　媽是六零后出生的那一代，成長于“文化大革命”的末期，貧窮是整個社會共有的癥候，物質上吃定量供應的二米飯和窩窩頭，精神上只有小人書和黑白的革命教育片。

　　媽是家中的老二，是最肯吃苦的幫手，冬天在雪地里撿煤球撿到手生凍瘡，夏天編草鞋草繩搓出一手老繭。高中還沒畢業，就迫不得已輟了學，藏起荒唐的飛行夢想，在餐館做起早貪黑的服務員，每個月工資三十七，其中的大部分要用來補貼家用，剩下的零零散散，小心翼翼地折在方巾里，攢夠了就給自己買一盒友誼雪花膏。

　　后來媽結識了爸，兩個人一樣的窮，戀愛時的活動只有軋馬路，最隆重的約會是去看了一場《羅馬假日》。兩年后有家境較好的男職工向媽示好，媽卻毅然決然地嫁給爸。23歲生下我時，她自己還是半個孩子，一邊按著育兒書的步驟養育我，一邊投身于家庭主婦的柴米油鹽里。從此她的喜怒哀樂，全部和我有關聯。

　　從我5歲開始，媽就對我進行棍棒教育，堅信“毒打出才子”，因此我的童年結束得特別早，沒看過太多的《大風車》和《小龍人》，放學后吃過晚飯就規規矩矩坐在小方桌前寫媽買的練習冊。

　　那個時候，媽是多么苛刻，戒尺就放在身旁，眼睛緊盯著我的答案，那嘴角一牽一扯、手掌抬起放下之間，都是我的恐懼。不過也正因為如此，我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不是因為爭氣，是因為害怕，害怕拿著月考的試卷回到家里，媽的脾氣鞭炮一般炸響，一手擒住我，一手雞毛撣子打過來，爸在鬼哭狼嚎的氣氛中嘆氣，什么都做不了。

　　可是媽并不滿意，她覺得女孩子除了成績好，還該說英文，要懂音樂，言談舉止中要有點氣質和才情。

　　于是我的周六開始被字母裝滿，十幾歲的我背著重重的書包，獨自走四公里的路，穿過一個擁擠的市場，經過郵局、銀行、報刊亭，走過下棋的老頭兒們和樹陰下聊天的老太太們，稀里糊涂地坐在教室里聽一個半小時的英文課。

　　我的周日從此被音符占據，媽騎自行車送我去學琴，坐在自行車后座的我，幽怨地背著琵琶，雙手牢牢把住車座的兩端，卻連媽的后背都不愿親近一下。

　　很不幸的是，我沒有在其中的任何一件事上顯示出過人的才能，我聽不懂英文的單復數，也看不懂音樂的五線譜。在我有限的腦容量里，字母撕扯著五線譜，音符鉆進字母表，兩者暴力地交融發出恐怖的噪音。

　　于是我的青春期里，又多了這樣的景象：英文書被撕爛，琵琶扔在一旁，氣急敗壞的媽，掄圓了胳膊，一下又一下地打在我自覺地撅起的屁股上。我的身上太痛，眼淚太多，常常看不清窗外的晚霞。

　　除此之外，媽也限制我的交友自由，她只許我和天天向上的四眼小孩做朋友，又完全掐滅了我情竇初開的小火苗。在唯一有男孩子向我告白的夏天，那張被我藏在書包深處的小紙條，被媽粗暴地搜出來攤在桌面上，不分青紅皂白地痛罵，完全不顧把頭埋在胸口的我那16歲薄薄的臉皮和深深的自尊……

　　我想很多時候，我都是恨媽的。在我18歲的日記里，寫下過這樣灰暗的話：“一個本應該懂得愛的年紀，為什么我卻先學會了恨呢……”我恨她逼我成為第一名，恨她強迫我學不喜歡的東西，恨她踐踏我的自尊，恨她粗暴的脾氣，也恨她的雞毛撣子和掃把，恨她沒收我全部的自由，給我一個苛刻的人生，卻從未對自己有過任何的要求。

　　在我的記憶里，媽從未有過一份長久的工作，是典型的家庭婦女代表。一張臉灰突突，從不用化妝品；衣服是夜市里淘來的大媽款，任腰間贅肉暴露得坦蕩蕩，也不肯費心藏一下。她沒有愛好，沒有朋友，沒有文化，也沒有夢想，每天伴隨她的，只有電視、記賬本和安眠藥。

　　在我的心里，媽對家庭的貢獻不大，只是一個吃的符號。她代表早晨六點半的豆漿油條，晚上七點鐘的紅燒帶魚和苦苣皮蛋花生米，深夜里的海鮮泡面和拌黃瓜，休息日里的酸奶杏仁巧克力和南果梨。

　　媽整天混跡于菜市場的熱鬧里，操著尖利的嗓門，不顧形象地和小販激烈地討價還價。多少次我跟在她的身后，刻意地保持相當的距離，悶悶不樂地想，為什么我的媽媽，不能像別的媽媽那樣，說起話來輕聲細語，燙時髦的大波浪，擦口紅抹白粉，穿紅色的修身毛衣、緊身牛仔褲，腳踩著細細的高跟鞋夾著公文包去上班，走過時帶有一股令人回味的淡淡香水味？所以，在整個青春期里，我一邊害怕媽一邊嫌棄媽，像是一株不甘被埋沒的植物，很叛逆也很用力地，向著媽的反面，拼命拼命地生長，我才不要成為她那樣的人。

　　后來，我果真沒有成為媽那樣的人。

　　我知書達理、低調含蓄，凡事思考比行動在先，做事靠大腦，講話靠理智。我十指不沾陽春水，嫌棄菜市場的骯臟與喧囂，不屑懂柴米油鹽醬醋茶。

　　我每天早上在健身房度過，晚上看新聞寫博客。有一票喝咖啡談人生的朋友，也有一個人獨處的好時光。我讀得懂卡勒德·胡賽尼和米蘭·昆德拉，看得懂希區柯克和伍迪·艾倫，分得清《歡樂頌》和《藍色多瑙河》，游走過尼亞加拉瀑布和紐約博物館，知道霍金只有三個手指頭能動，赫本和派克最后沒有在一起，當年刺殺肯尼迪的也許不是李·哈維·奧斯瓦爾德。

　　我任由自我膨脹到極點，自大地把自己當作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攤開光鮮亮麗的那一面，賭氣一般展示給媽看。可是，媽卻不那么在意了，她仿佛一夜之間就老了，老到皺紋爬滿眼角，老到頭發半白，老到再也沒力氣打我。

　　媽收起雞毛撣子和掃把，不再逼我成為第一名，也不再把我的優秀滿世界地炫耀給人看。她變得溫柔慈祥，竟然有些不像她，當我把第一本書的著作權炫耀著拿給她看時，她甚至只是淡淡地說：“你喜歡的事，就去堅持吧。”

　　可是這并不能阻止我忘掉童年和青春期時的不愉快。我仍然習慣把自己時不時的敏感和自卑歸罪給媽，我會殘忍地拿“孩子遭毒打跳樓”“青春期少女離家出走”“花季少女自殘”的新聞給媽看，媽總是一副抱歉的表情，拿著報紙反復看了一遍又一遍，自責，嘆氣，沉默。每當這時，我的心里會有一絲邪惡的快感。

　　可我還是不懂，當年的媽，為什么會忍心對我那么苛刻呢？

　　我最終在心底原諒媽，不是因為時間的問題，而是搬家時從一堆舊相冊里發現一本陳年日記。這本紙張發黃的日記本，零零碎碎地記滿了大概媽三十幾歲時每天所要面對的家庭瑣事：今天家里買到了便宜的菜，明天孩子又要交補習班的錢，晚上打了孩子心情很難過，聽說三樓的婷婷不念高中去深圳了，最近睡眠不好安眠藥劑量又加了一倍……

　　日記本的最后一頁，仿佛被淚漬浸潤過的凸凹不平的紙張，矮胖松垮的字跡，在眼前一一展現：“夜深了，他還沒有回家，作為一個女人，我的心在滴血……”就在那一刻，媽十幾年前的生活，和我現如下的成人世界，仿若產生了一種共鳴，我開始能夠體會也仿佛能夠看到，從23歲開始，這個在貧窮中支撐起一個家庭的女人，沉溺在一種多么沉重的辛苦里。

　　她要獨自面對拮據的生活和并不幸福的婚姻，在那么寂寞的時光里以淚洗面。可是她卻從未想過逃離，而是擦干眼淚，轉過頭來依舊要保證孩子六點半的營養早餐、丈夫加班后的夜宵、干凈的地板和透亮的窗戶、銀行卡緩緩上升的盈余……

　　媽那一代的女人，對于家庭比我們更有信念，犧牲是她們的一種本能。媽在生活里無限地看輕自己，那樣地逆來順受，而唯一的反抗是，不惜一切代價要讓女兒成為一個優秀的人。她不愿看到她的下一代，因為沒有知識和夢想，困束于家門口的菜市場，和她一樣迫于生活的壓力，為一份菜價和小販斤斤計較。她相信外面有她不曾感受過的美好，她希望她的女兒，有能力去更廣闊的世界看一看。

　　那是讓我多么難過的一個夜晚，攤開的日記，仿佛一扇穿越時光的窗，讓我看到另一端日子里的艱難。晚風涼涼的，淚眼婆娑的我，欠了媽一個時代的溫情。

　　我想，有一個故事，我忘了講給媽聽。

　　這個世界上，其實還有第四種笨鳥。它們生蛋后就收起一雙翅膀，不辭辛勞地筑更堅實的巢穴，覓更多的蟲子，在老鷹的盤旋下把幼鳥護在身后，一心一意地哺育它。等到幼鳥的羽毛長成，它就帶它去飛行，任它翅膀撲棱，摔倒爬起，滿身傷痕，直到可以放心地看著它在天空長久地飛行。終于有一天小鳥迫不及待地要離開溫暖的巢穴，于是做媽媽的，看著那個曾經幼小的雛鳥飛向廣袤的天空，最終變成一個模糊的小黑點，伸著脖子仰望的它是多么的驕傲與幸福，驕傲幸福到都忘了自己，它們早已聽覺減弱，羽毛脫落，永久地失去了飛翔的能力。

　　媽媽啊媽媽，這真的是世界上最笨最笨的一種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