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宜昌長陽土家族自治縣是國家級貧困縣，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建起了76所希望小學，目前只有18所希望小學還在運作，其余58所小學或賣給農民種莊稼、養豬養雞，或作為村委會辦公之用，或一片荒蕪。

    凝集著各界愛心的希望小學高達70%以上使用三五年甚至一兩年后便遭廢棄，愛心人士的一腔熱血化成大山里孤獨的豪華擺設，令人痛心不已。這并不是一個孤立現象。華中師大博導范先佐今年做 《我國中西部地區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問題研究》課題時發現，1985年全國農村小學有83萬所，去年已撤并至34萬所，減少了六成。范先佐認為，缺乏前瞻性和科學規劃是大量農村小學閑置的主要原因。

    但與此同時，范教授還提醒說，尤其是在山大人稀的山區，“一刀切”地大量撤并農村小學，已造成新的“入學難”，須引起有關部門的關注。

    農村小學的大量撤并，是中國城市化和計劃生育背景下的必然現象，但與中國整體上的城市化不同的是，“教育城市化”有大大優先于人口城市化發展的勢頭。受主客觀兩個條件的影響，農村學生出現比他們的父輩更提早進城（或建制鎮）就學的現象。客觀方面的因素，是隨著農村人口大量外出打工，偏僻山鄉的生源日漸減少，隨之而來的就是教育資源的合并浪潮，自然村向建制村鎮集中成為必然趨勢；主觀因素則是在城市化過程中，隨著社會的開放，即使是窮鄉僻壤的鄉民們，視野也大為開闊，素來重視教育的國人，開始主動為下一代尋找更好的教育環境，大量農民，即使沒有外出打工，也仍然千方百計、不惜代價地把孩子送到幾十、上百里外教育水平更高的城市讀書。很多縣城學校，招生人數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十倍、十幾倍地增長，即是明證。

    這樣一種“教育城市化”的浪潮，對未來社會發展的作用無疑是正面的，順應這個要求，也是對公民平等受教育權利的正面回應。因此，新的教育布局和思維，必須符合“教育城市化”這個新形勢新要求。

    首先，教育理念必須實現從“辦好每一所學校”到“不讓一個孩子掉隊”轉變。尤其要把基礎教育的著眼點，從傳統的試圖平均辦好每一所學校、每個地方都要有學校的角度，轉向讓更多的孩子都能享受到現有的更好的教育角度上來，實現從專注于事到專注于人的轉變。也就是說，基礎教育布局和規劃應該從傳統的過度追求扶植薄弱校到讓更多孩子直接分享優質教育資源轉變，尤其要為孩子們降低贊助費之類的門檻。

    其次，傳統的希望工程也需要順應時代實現轉型，實現從“建校”到“樹人”的轉變。以往的希望工程大多著眼于建設學校的硬件工程，但是由于學校的師資力量、生源等跟不上，最后往往導致本文開頭的“內容不存，軀殼何用”的尷尬，大量小學棄之不用。希望工程應該改“資助于校”模式為“資助于人”模式，集中精力扶持那些主動或被動進城享受更高水平教育資源的孩子，幫助他們減輕擇校費負擔、提供必要的食宿幫助，等等。建議希望工程在各地變成一個個獨立于教育主管部門的教育資助基金會，完全按市場和規范的公益事業機構運作，讓需要幫助的孩子得到應有的幫助。

    第三，對于范先佐教授提到的，尤其是在山大人稀的山區，“一刀切”地大量撤并農村小學已造成新的“入學難”問題，竊以為不可能回到過去“一人校”之類的老路上去解決問題，那樣的低水平教育不可能重復，而只能通過有意識地發展城市（城鎮）寄宿學校等方式解決問題。這是把原本在鄉村建設學校的硬件成本，轉化為直接補貼學生的軟件成本，也可視為城市對鄉村的教育反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