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司法是當下新一輪司法改革中的熱點議題。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指導下，司法機關如何在懲治犯罪的同時發揮改造、教育未成年人的作用?社會力量在庭前社會調查與刑事和解中又能起到什么作用?中國法學會診所教育專業委員會、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以及國際司法橋梁基金會聯合舉辦的“未成年人司法與社會參與”研討會于2010年6月17日至18日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召開，來自法院、檢察院、高校、社會機構共50余名司法實務界和理論界的專家、學者圍繞上述問題展開了多視角的討論。

　　■參與: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一路向前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部分。后者關注的不僅僅是刑事犯罪，還包括不納入刑事司法體系處理的情形。近幾年，社會對少年司法的重視日益增加。”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姚建龍開宗明義，“少年司法是司法改革的先驅者，給司法制度建設運行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參考，比如假釋、刑事和解等制度都是先在未成年人司法中嘗試運用的。更重要的，它也是社會轉型時期特殊的社會控制機制，是加強社會控制的一個重要途徑。”

　　與會專家介紹，針對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審理，人民法院1984年創立了少年法庭，目前少年法庭已在全國法院普遍建立;針對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的審判工作，1992年江蘇省常州市天寧區法院設立未成年人案件審判庭，這一新模式已在全國逐步推廣。研討會上，北京市豐臺區法院以詳細的案例演繹了上述制度在實踐中的應用。

　　檢察機關也在展開試點工作，例如，來自北京市石景山區檢察院的代表介紹，該院在審查階段引入心理咨詢師，由其針對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提出心理輔導意見并進行心理咨詢和心理輔導，該院根據未成年人的表現結合犯罪情節來決定是否提起公訴。

　　北京市檢察院副檢察長甄貞認為，少年司法制度從創建到現在已經幾十年，各級司法機關都起到了很大作用。法院創建少年法庭制度，檢察機關建立特殊的檢察制度，各地的改革試點工作很多，公檢法司工作銜接能否構成“一條龍”非常重要。但是當前社會在轉型期，社會管理與傳統管理模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社會管理創新如何和司法工作結合是關鍵問題，而引入社會力量參與到少年司法的活動中來是很好的切入點。

　　■焦點:規范社會調查的形式

　　庭前社會調查、刑事和解、社區矯正作為少年法庭制度的一部分，具有特殊的作用。北京市豐臺區法院與會代表介紹，庭前社會調查(又稱人格調查)，是指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案件，在人民法院判決以前，對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犯罪行為的背景情況進行的調查。其目的是全面、客觀、公正地反映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經歷、生活環境，分析未成年被告人犯罪主客觀方面的原因，為司法機關貫徹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刑事被告人，正確處理案件提供重要依據。

　　“兩高”于2006年分別出臺了關于辦理未成年刑事程序的司法解釋，并分別強調社會背景調查在此類案件中的作用。社會調查的主體并不限于人民法院，最高法2001年修訂的《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中規定“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關社會團體組織就上述情況進行調查或者自行進行調查”。

　　社會調查的法律依據是什么?調查主體是誰?適用范圍、調查內容是否要統一?社會調查是否能作為證據?應采用何種程序?……與會專家提出了社會調查存在的種種疑難問題。如何規范社會機構進行社會調查，成為當前一個難題。

　　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指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蔣明在會上透露，相關機關擬于近期出臺法律文件，或規定由司法部指定社區矯正機構負責社會調查工作，上述提及的疑難問題，或得以一并解決。

　　■和解:恢復的不僅是兩者關系

　　刑事和解，是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最常見的環節，在實踐中，法官主持模式下的和解不免遇到困難。

　　北京市海淀區法院法官尚秀云認為，“寓教于審”政策在審判中的應用，不僅僅應體現于庭審中，“在準確定罪恰當量刑的同時，法院應當更加重視調解工作，以彌補被害人的損失。”這也是恢復性司法的一個重要部分。

　　北京市豐臺區法院法官王建中認為，當前的刑事和解制度以被害人與加害人之間的和解為中心，而忽視了“社區”與加害人、被害人之間關系的修復。進入刑事和解之后，法院不僅要通知侵害人和加害人，還應通知社區代表來參與和解活動。當然他也提到，這種做法可能會影響未成年人的隱私保護，要注意把握。

　　全國律師協會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張雪梅建議，律師在未成年人案件的調解中可發揮更多的作用，并且其作用不亞于司法機關。另外，調解越早難度越低，調解成功率越高，可以提倡由律師在偵查階段即進行調解。

　　當然，也有學者對過早介入刑事和解持不同意見，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教授冀祥德強調，在沒有程序或者相關制度規定下，當事人的知情權可能得不到保障，不分階段過早進行調解，刑事和解將難以確保正義，而相關當事人的利益也有可能被侵犯。

　　基于無法解決學生在刑事辯護活動中的身份正當性問題，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副教授韓哲提出，院校作為社會力量介入刑事和解，采取的法律診所教育及組織法律援助等活動，要充分利用高校教師等人力資源，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更多地應傾向民事法律援助。

　　■矯正:盤龍模式能否推廣

　　目前，社區矯正在少年司法取得了什么樣的成績呢?作為這一工作的實驗田，云南昆明市“盤龍模式”備受關注。盤龍區新天地兒童保護中心主任張月如介紹，該區通過建立“合適成年人制度”，幫助“未成年人司法分流”工作的展開。即通過公開選聘或招聘掌握一定專業技能的未成年人工作者，在刑事訴訟和處罰過程中，對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進行監管考察(取保候審者)、矯正(非監禁刑罰處罰者)、幫教(非刑罰處罰者)，幫助其走上人生正軌。

　　但是，對這種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為原則的“未成年人司法分流”工作，一些專家表示出擔憂，“未成年人司法分流”的工作目的是從訴訟程序到實體法律都盡量避免讓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進入監禁場所，其中難免遭到縱容犯罪、無程序保障公平的質疑。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周光權則指出，“盤龍模式”目前還是依賴政府財政支持得以運行，仍然是“國家主導模式”。建立獨立的基金以支撐其運轉，才是社會第三方力量介入的根本途徑。同時，為了更好地體現對未成年人的從寬處理，刑法應明確規定未成年人不適用無期徒刑。

　　對此，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副教授李衛紅認為，借鑒全球少年司法政策及相關法律制度，社會力量介入少年司法將成為趨勢，包括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社區機構等社會力量應在少年司法方面大有作為。

　　冀祥德表示，在目前仍處于國家主導的模式下，借鑒“管理犯罪”模式下由社會機構介入管理犯罪、干預犯罪的各種措施，由于先天基礎條件不具備，實踐中能否取得實效還是個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