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桓帝、靈帝時，宦官專權，世家大族李膺等聯結太學生抨擊朝政。公元166年，宦官將李膺等逮捕，后雖釋放，但終身不許做官。靈帝時，外戚解除黨禁，欲誅滅宦官，事泄。宦官于169年將李膺等百余人下獄處死，并陸續囚禁、流放、處死數百人。后靈帝在宦官挾持下下令凡“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錮。歷史上稱為“黨錮之禍”。

　　東漢中葉以后，外戚與宦官的爭權奪利愈演愈烈。桓帝時期，以李膺、陳蕃為首的官僚集團，與以郭泰為首的太學生聯合起來，結成朋黨，猛烈抨擊宦官的黑暗統治。宦官依靠皇權，兩次向黨人發動大規模和殘酷迫害活動，并最終使大部分黨人禁錮終身，也就是一輩子都不許作官，史稱“黨錮之禍”。

　　東漢初年的“光武中興”，猶如曇花一現。章帝以后，外戚開始掌權，他們“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所以出現了一批娃娃皇帝。外戚專權造成政治上異常的黑暗。和帝時，竇太后臨朝稱制，其兄竇憲當政，“竇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后漢書?竇憲傳》。以下引此書，只注篇名）。沖帝、質帝時期，外戚梁冀勢力更大，皇帝的廢立全取決于他。質帝罵他是“跋扈將軍”，立即被毒死。外戚專權，妨礙皇權。皇帝為了打擊外戚勢力，便依靠身邊的宦官，和帝、安帝、順帝如此，桓帝也不例外。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后死，桓帝把宦官偷偷叫到廁所里密謀，并利用宮中衛士翦除了梁氏外戚勢力。從此，開始了宦官擅權的局面。

　　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對外戚專權的斗爭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宦官鄭眾因翦除竇氏外戚有功，被和帝封為鄛鄉侯，參與政事。鄭眾死后，其養子繼任，從此打破了宦官不能世襲爵位的舊制。在打擊梁氏外戚集團之后，桓帝為了酬謝宦官，一天之內就封單超、徐璜等五人為縣侯，世稱“五侯”。宦官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條件，假傳圣旨，飛揚跋扈，許多官僚士紳為了謀求私利，也巴結宦官。宦官象外戚一樣，到處安插親信，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勢力，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集團。

　　宦官大都是暴發戶，他們到處搶掠，兼并土地。中常侍侯覽“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曾奪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頃。其兄任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后累億計”（《宦者侯覽傳》）。宦官在朝廷上，“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朱穆傳》）；在地方上，“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宦者單超傳》）。宦官擅權，甚于外戚。

　　在外戚和宦官瘋狂的掠奪下，加以自耕農紛紛破產，國家經濟收入大減，出現“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的景象。農民起義事件不斷出現。質帝時暴動事件發生多起，桓帝時起義事件也有十多起。

　　東漢中葉以來，政治腐敗，經濟凋敝，階級矛盾日趨尖銳，使東漢政權處于搖搖欲墜之勢，終于演成東漢末年的黨爭事件。

　　活躍在東漢政治舞臺上的除了外戚、宦官外，還有官僚和儒生。東漢初年，劉秀注意整頓吏治，他利用興辦學校和鄉堂里選等方式，培養和選拔地主階級的子弟進入各級政權機構。這樣，就為儒生的入大開方便之門。順帝時修起太學，儒生數字發展很快，到質帝時太學生人數已增至三萬多人。各地儒生數量更多，在郡國和私人精舍中就學的人數，至人也有七、八萬人。這些儒生中有豪家世族的子弟，更多的是中小地主階級的子弟，他們是官僚的后備軍。到了東漢中葉以后，外戚、宦官輪流專權，他們任人唯親，裙帶成風，使官吏選舉起選舉制度更加流于形式。河南尹田歆奉命選舉六名孝，實際上早已內定五名，所以當時人說：“今之進者，惟財與力”（《李固傳》）。在選舉制度敗壞的情況下，也就出現了這樣一些官吏：“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抱樸子?審舉篇》）。宦官掌權時，他們的“子弟親戚，并荷榮任”的現象更為嚴重，這就更加堵塞了儒生求官的道路。因此，加深了儒生同宦官的矛盾。

　　李膺是個敢于主持正義的有骨氣的人，他不怕五侯的威脅利誘，與其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李膺當了司隸校尉以后，執法如山。桓帝寵信的宦官張讓有一個弟弟叫張蒴，他任縣令時不但貪污勒索，甚至殘殺懷孕的婦女。張朔聽了李膺的厲害，嚇的逃到了洛陽他哥哥家了，李膺親自帶人來到張讓府中，將張朔逮捕入獄，審訊屬實后，當即處決。此后，所有的宦官，都是謹慎恭敬，甚至連說話都不敢大聲，節假日也很少出宮。桓帝覺的奇怪，問他們怎么拉？他們一起叩頭哭著說：“我們都給李膺搞怕了。”

　　陳蕃，字仲舉。他少年時，獨居一室，雖學習刻苦，但庭院污穢不堪。一天，他父親的好友來訪，見他庭院如此的雜亂無章，就對他說，你怎么不打掃大掃庭院以待客呢？陳蕃回答說：“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事乎？”后人也有人對他這番話嚴加貶義，“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就是這么來的。但不管怎么說，陳蕃這番話表達了他的凌云壯志。所謂少有壯志，大有高行。陳蕃在桓帝時官至大尉，他便以自己的地位和外戚，宦官進行著不懈的斗爭。

　　官僚同宦官的矛盾更大。官僚大都是世族地主，他們世代為官，經濟基礎雄厚，政治力量強大。如楊震四世為三公，袁安四世五人為三公，門生故吏遍布全國，權勢傾天下。這些官僚集團以“清流”標榜自己，對宦官其門徒的“濁流”是看不起的。所謂“清流”是指以儒學為正宗，憑著孝廉、征辟、策對等正途做官。在這一點上，官僚和儒生的看法和利益是一致的，這是他們聯合反對宦官的基礎。官僚、儒生集團反對宦官的斗爭方式有以下幾種：

　　1．上書苦諫。一些比較正直的官吏向皇帝上書，指斥宦官擅權的弊端。桓帝時“五侯”專權，在朝的許多官僚上書，寄希望于桓帝。官僚集團中的頭面人物楊秉、陳蕃、李膺等多次搬出“高祖之約”和漢家“舊典”苦諫，希望桓帝“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楊秉傳》），罷斥“權傾海內，貴寵無極”的宦官集團。這時桓帝已是宦官手中的傀儡，官僚的上書苦諫不僅無效，而且還會招來殺身之禍。白馬僅李云在上書中說了“是帝欲不諦乎？”這樣一句話，刺痛了桓帝，因而獲罪死在獄中。陳蕃、楊秉因為替李云伸冤，也被罷官撤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