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東南飛》最早見于《玉臺新詠》，題為《古詩為焦仲卿妻作》。詩前有序文：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沒水而死。卿聞之，亦自縊于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這是一曲基于事實而形于吟詠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劉蘭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來，是由于兇悍的焦母和勢利的劉兄逼迫的結果。事實上，焦母、劉兄同樣是封建禮教的受害者。因為焦母、劉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兒子、自己的妹妹。這從劉、焦死后，“兩家求合葬”這樣后悔不及的舉動可以看出。——盡管這是他們對劉蘭芝、焦仲卿生死不渝愛情的晚到的認可與祝福。他們主觀上的出發點雖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維護自己親人的終身幸福與自己的利益統一起來的愿望。焦母劉兄是要在自己與焦仲卿、劉蘭芝的利益之間找到一塊平衡的綠地而共處。然而，他們沒有成功。這里，問題的深刻性在于：劉蘭芝、焦仲卿畢竟是直接通過他們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劉兄同時又成了封禮教的幫兇。這種不以個別人意志為轉移的社會力量，正是當時封建制度罪惡本質的必然反映。

　　劉焦之死在當時有必然性。因為他們面臨的抉擇只有兩種可能：或者向焦母劉兄屈服，違背自己的愛情誓約；或者以一死來維護兩人的愛情誓約。劉、焦不可能隨心所欲地造反第三個可能。因為他們所處的社會條件并不是他們自己選定的，而是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劉、焦之死，固然有外來的壓力，但也有其內在的原因。這原因就是他們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擺脫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封建意識形態。《禮記·本命》中載：“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焦母迫害劉蘭芝用的是第一條。《禮記》中還規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焦母壓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順這一條。劉蘭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長制的威壓。那么劉蘭芝、焦仲卿是不是從根本上反對這些封建教條呢？沒有。劉、焦兩人所反復辯解的是他們并沒有違反這些封建規范。他們的認識不能不受時代的局限。劉蘭芝、焦母劉兄則以為堅守這些封建教條才能真正維護自己和親人的幸福。顯然，在當時社會條件下，焦母、劉兄是強者，而劉蘭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們并不是處于打倒孔字店的五四時期，而是處于中國地主階級還有著遠大前途，封建制度正處上升時期的東漢末年。劉蘭芝、焦仲卿的抗爭只是一種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違背這些要求的封建禮教之間的一種不自覺而且沒有出路的沖突。因此，他們的死，是歷史的必然要求與這個要求實際上不能實現的產物。他們的死，是對封建禮教罪惡本質的控訴。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轉移或否定實踐意義上的客觀作用。劉蘭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禮教的早期叛逆者，因為他們沒有逆來順受地屈從。死與屈從，都是封建禮教對他倆的毀滅。但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毀滅。如果他們屈從了，那么雖然他倆的肉體還活著，但他們的靈魂、他們的愛情理想卻不復存在了。而死，卻表現了他倆為堅持愛情理想而作的抗爭，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贏得后世人民對他倆的同情與尊敬，成為后代粉碎封建枷鎖的精神鼓舞。所以，劉、焦之死，已沖破個別人、個別家庭的狹小范圍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義，揭出了極其普遍的社會問題。《孔雀東南飛》的重大思想價值在于：它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劉蘭芝、焦仲卿兩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劇，刻揭露了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熱情歌頌了劉蘭芝、焦仲卿夫婦忠于愛情、反抗壓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眾對愛情婚姻自由的熱烈向往。

　　通過有個性的人物對話塑造了鮮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東南飛》最大的藝術成就。全詩“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長詩也。淋淋漓漓，反反復復，雜述十數人口中語，而各肖其聲音面目，豈非化工之筆”（《古詩源》卷四，沈德潛按語）。在貫穿全篇的對話中，可以看到，劉蘭芝對仲卿、對焦母、對小姑、對自己的哥哥和母親講話時的態度與語氣各不相同，正是在這種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勞、善良、備受壓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內剛的個性。同樣的，在焦仲卿各種不同場合的話語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愛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親威逼的誠正而軟弱、但又有發展的性格。詩中寫到蘭芝與仲卿死前，蘭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見蘭芝后回家與母親訣別，他倆這時的話語，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與處境。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曾作過這樣細致的分析：“蘭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從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與妻，孰與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無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負，女以死償，安得不以死？彼此時，母即悔而迎女，猶可兩俱無死也。然度母終不肯迎女，死終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異者，兒今冥冥四語明言之矣，今日風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覺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為獨死？不過謂此怨懟之言，未必實耳。故漫以東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將改適，不言女亦欲死，蓋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則防我不得死故也。”試想，蘭芝如果直說要死，這個弱女子勢必會遭到暴力的約束，被強迫成婚。而仲卿的情況自然與蘭芝不同，誠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于此可立見焦母的蠻橫：“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見劉兄的勢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簡短對話，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點。詩中，簡潔的人物行動刻劃，有助于形象的鮮明；精煉的抒情性穿插，增強了行文的情韻。“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寫出了劉蘭芝離開焦家時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決心，嚴妝辭婆是她對焦母的抗議與示威。打扮時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對焦仲卿的愛，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姑嫂關系不易相處，蘭芝與小姑關系融洽，正表現了她的懂禮儀、易相處。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對照。另外，辭焦母不落淚，而辭小姑落淚，也可見蘭芝的倔強。焦仲卿的形象刻劃也是如此，他送蘭芝到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表現了一片真情。聞知蘭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詩篇用馬悲渲染襯托他內心的強烈痛苦。臨死前“長嘆空房中”、“轉頭向戶里”，對母親還有所顧念，這里愈見他的誠正與善良。在整篇詩中，類似上述的動作刻劃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此詩比興手法和浪漫色彩的運用，對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與思想的傾向性通過這種藝術方法鮮明地表現了出來。詩篇開頭，“也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是“興”的手法，用以興起劉蘭芝、焦仲卿彼此顧戀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氣氛。最后一段，在劉、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葉葉覆蓋相交，鴛鴦在其中雙雙日夕和鳴，通宵達旦。這既象征了劉焦夫婦不朽，又象征了他們永恒的悲憤與控告。由現實的雙雙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愛情與幸福的松柏、鴛鴦的形象，表現了人民群眾對未來自由幸福必然到來的信念，這是劉焦形象的浪漫主義發展，閃現出無比燦爛的理想光輝，使全詩起了質的飛躍。

　　《孔雀東南飛》結構完整、緊湊、細密。其情節的組織，采取雙線交替推進的方式。其中，一條線索由劉蘭芝、焦夫　焦母劉兄之間展開。這是一場迫害與反迫害的斗爭。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沖突，刻畫了焦母的專橫和仲卿的軟弱。蘭芝辭婆一段，是第二次沖突，反映了焦母的無情和蘭芝的斗爭。蘭芝拒婚，是第三次沖突，在蘭芝與其兄之間展開，突出了蘭芝寶貴不能淫的堅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別母一段，寫出了阿母的頑固與仲卿的守約。這四次沖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雙雙殉情。特別是主角蘭芝，她的堅決抗爭，影響與決定了仲卿的態度與斗爭。

　　蘭芝與仲卿的感情糾葛是在上述矛盾沖突的基礎上展開的。第一段蘭芝的訴苦，表現了她對仲卿的信賴，也交代了矛盾沖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敗，劉、焦之間的話別，反映了仲卿的不舍、蘭芝的溫情。第二次沖突蘭芝辭婆后，仲卿的送別，充分抒寫了他們夫婦之間的真摯感情。第三次沖突蘭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懟，蘭芝的表白，他們之間的訣別，淋漓盡致地刻畫了生死不渝的愛情。由此可見，上述兩條線索，有主有從，互為因果，交替發展，完整緊湊地完成了故事的敘述、人物命運的交代。

　　此詩在結構上的細密還表現在呼應映襯上。《采菽堂古詩選》曾指出：“凡長篇不可不頻頻照應，不則散漫。篇中如十三織素云云、吾今且赴府云云、磐石蒲葦云云及雞鳴之于牛馬嘶，前后兩默無聲，皆是照應法。然用之渾然，初無形跡故佳。乃神化于法度者。”詩中在不同場合中兩次出現的蒲葦磐石的比喻，的確加深了讀者對劉焦夫婦愛情堅貞的認識，也加強了閱讀這篇作品時渾然一體的感覺。此外，蘭芝別仲卿時對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擔憂，焦母“東家美女”的引誘，也在詩中有暗伏、有照應，顯示了結構上的精細和詩思的縝密。

　　《孔雀東南飛》細針密線的結構特色，得力于繁簡得當的剪裁。劉蘭芝、焦仲卿的故事，頭緒紛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會散漫無所所歸統。清代詩評家沈德潛在《古詩源》中評道：“作詩貴剪裁。入手若敘兩家家勢，末段若敘兩家如何悲慟，豈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語了之。極長詩中具有剪裁也。”《采菽堂古詩選》看法更深入：“兩家聞二人之死，倉皇悲慟、各懷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寫則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勢緊峭，乃知通篇之縷縷無一閑語也。前此不寫兩家家勢，不重其家勢也。后此不寫兩家倉皇、不重其倉皇也。最無謂語而可以寫神者，謂之不閑；若不可少，而不關篇中意者，謂之閑。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人誤入迷途的就是這些所謂若不可少卻不關篇意的材料。其實，一些表面看來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費筆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待就行了，如詩中兩家家勢、死后家人悲慟后悔等等。這里，關鍵是抓住“篇中意”對詩材加以選擇，組織，突出主要線索、主要情意。

　　詩中對詳寫部份的處理是極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敗，劉焦之間話別，蘭芝辭婆和太守迎親等，都是濃筆重彩的段落。這些段落在整個長詩中都是直接關系到劉焦愛情悲劇的關鍵內容，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渲泄，對題意的顯示都起著極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這樣的濃筆重彩，在全詩自然、樸實、流暢的基本風格中，起到了豐富色彩的作用，使整個描述的節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沈德潛的這段評語具有真知灼見：“長篇詩若平平敘去，恐無色澤。中間須點染華縟，五色陸離，使讀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婦出門時‘妾有繡羅襦’一段，太守擇日后，‘青雀白鵠舫’一段是也。”

　　有一些，筆墨雖不多，卻極精粹。蘭芝死時，一無反顧，“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仲卿死時，顧念老母，“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這些不同的動作細節，都切合各自的性格與處境。同樣是母親，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潑辣，劉母見蘭芝回家時驚異而“大拊掌”的溫和，對性格的描繪來說寥寥幾筆已極傳神。抒情性穿插較之動作刻劃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筆“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蘭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時，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嘆，增添了悲劇氣氛。“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這畫龍點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們對焦、劉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訓式的全詩結尾，也帶有濃重的抒情意味，充滿了作者的同情與期望。這些水到渠成、不著痕跡的抒情性穿插，對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詩的感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