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雖已85歲，但作為暨南大學文學院的一名老校友，只要一提起64年前，往事便赫然在目。那時，被稱為當時華僑最高學府的國立暨南大學，本來并不在上海康腦脫路上(今康定路上海第九制藥廠所在地)。它的校舍原在上海真如，占地約200畝，建筑巍峨，林蔭夾道。學校設有文、理、法、商、教育5個學院，在國內外享有盛譽。

　　誰料1937年“八·一三”事變，日本帝國主義開始攻占上海。兇惡的侵略軍，大炮狂轟，飛機濫炸，頃刻間，把祥和、寧靜、秀麗的校園夷為一片廢墟，只剩下斷壁殘垣。為了繼續堅持辦學，學校被迫遷入租界，幾經周折，才在公共租界的康腦脫路找到一塊局促的立足之地。

　　我的導師、中國著名愛國作家、學者鄭振鐸先生當時是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國文學史教授。同時他又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領導人之一。鄭先生一面從事教學工作，一面與校內外許多優秀的中華兒女一起，冒著被敵人綁架、暗殺的危險，開展著可歌可泣的救亡活動。

　　那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在偷襲美國珍珠港的同一天早上，占領了上海的租界。被稱為“孤島”的平安之地，從此淪陷敵手。暨南大學何去何從？是屈從敵偽繼續辦學，還是挺直脊梁關閉學校？暨大師生面臨抉擇。正如鄭振鐸先生所說：“12月8日是塊試金石。”

　　這天清晨，天色還沒有大亮。鄭先生說，他在睡夢中被電話鈴聲驚醒，接二連三來了幾個電話，事情已經清楚了：日本兵開始從虹口等地開進租界。于是，他匆匆趕到康腦脫路，校長等辦學人員都已到校。大家立即開會，會議簡短而悲壯，作出決定：只要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口，立即停課，關閉學校。

　　會后，全校依舊搖鈴上課。鄭先生走進教室向同學們宣布了學校的決定，然后照常講課。大家都明白這“最后一課”的意義，不愿荒廢一分一秒的時間。同學們默默無聲，個個坐得挺直，臉上都顯現出剛毅的神色，照常地記著筆記。鄭振鐸先生的這一課講得格外清朗、親切，聲音沉著而堅毅。這最后一課，就像殉難者的最后晚餐，師生們就像沖鋒前上了刺刀的士兵。鄭先生希望講得愈多愈好，同學們也希望記得愈多愈好。大家覺得這小小的課堂十分可愛，似乎黑板格外地光亮，粉筆分外地白而柔軟。同學們撫摸著課椅的扶手，十分難舍難分的樣子。

　　終于，遠處傳來了沉重的車輪輾地的聲音。這是一個樓下臨街的教室，站在講臺上就可以望見康腦脫路的街心。幾分鐘后，鄭先生一眼便看見幾輛載著日本兵的軍車來了，當頭飄著一面日本旗，一個血紅色的大圓點分外刺眼。記得這時是上午10時30分，鄭先生立即沉著地合上書本，挺直身子，以堅決的口氣宣布：“現在下課！”同學們一齊起立，默不作聲，只有我們幾個女生情不自禁地在啜泣。

　　就這樣，沒有遲疑，沒有躊躇，沒有彷徨，有著光榮愛國主義傳統的國立暨南大學在上海暫時結束了它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