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是我國著名作家、文學家、藏書家。他還是我國第一任國家文物局局長，考古學家。鄭振鐸在華夏文物的保護工作中是占有重要位置的，他抗戰時期在上海竭力搶救江南古籍，為祖國保存了一大批珍寶。

　　日寇侵華，江南文獻遭厄運

　　“八·一三”后，江南古籍遭到了厄運，大批古籍遭到日軍的洗劫；東南各省一些著名藏書家所藏古代版本圖書散入上海舊書市，一些攤販向路人兜售殘舊古書，有的商販肩挑古書沿街叫賣。還有一些造紙商乘機搜羅舊書作造紙原料。更有那些發“國難財”的市儈書賈們，乘人之危，低價買進，高價賣出。那時中國能有幾個有余力的人來買書呢？于是無數珍籍善本被英、美、日、德等外國人買走。外國圖書館也將戰火中的中國作為古籍來源的重要目標，一則路透社華盛頓的消息道出了實情，說美國圖會圖書館東方組主任宣稱：許多從戰火中保全下來的極珍貴的中國古書，現已紛紛運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已購進數千冊。史流海外，文歸異邦，實乃是炎黃子孫的奇恥大辱！鄭振鐸決心竭力阻止江南古籍的外流。

　　為了搶救一部“奇書”

　　鄭振鐸傾囊購得孫銳評點《西廂記》、《李卓吾先生批點西廂記真本》上卷殘本、明嘉靖年間郭勛刻的《忠義水滸傳》、《紅樓夢》脂硯齋殘抄本等珍希古籍。最大的收獲是為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購得《脈望館抄校本古今雜劇》，這事說起來真有點扣人心弦。一天深夜，鄭振鐸突然接到中國書店老板陳乃乾打來的電話，這個電話使他興奮了一夜。原來陳老板告訴他一個信息：聽來青閣楊老板說，蘇州書賈唐某發現了３２冊元明雜劇，其中有刻本，有抄本。陳老板最后還強調，抄本上大多有明代著名藏書家趙清常的跋。這難道就是自己苦苦尋了８年的那部奇書么？鄭振鐸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元代是我國戲曲史上最輝煌的一個時代，元曲與唐詩、宋詞并舉，出現了關漢卿、王實甫這樣的戲曲大師，為后世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戲劇藝術遺產。但是，經歷了數百年改朝換代，兵火戰亂，遺存于世的戲曲文獻極少。長期以來，人們研究元曲，就只有依賴明臧晉叔的《元曲選》，這幾乎是唯一的寶庫了。直到近代羅振玉、王國維發現黃堯圃舊藏的《元刊雜劇三十種》后，才又補充了臧晉叔藏書中所沒有的１７種元劇。但值得注意的是，黃堯圃在書上寫了“乙編”二字，于是王國維推測，既有乙編，必然還有甲編、丙編等。鄭振鐸也堅信，一代元劇決不會僅僅只留存《元曲選》和元刊雜劇，完全可能有新的發現。１９２９年１０月間，鄭振鐸從歐洲回來不久，一天不經意在《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上看到江蘇常熟著名藏書家丁初我的《黃堯圃題跋續記》一文及其附詩一首，丁說他曾從舊山樓借到過一部６４冊的古今雜劇，內有元明雜劇２４０來種，是明趙清常的手抄本，還有跋。看到這一消息，鄭振鐸欣喜萬分，立即赴蘇州找到了丁初我，但丁說那部書他只借閱了３天就歸還了常熟舊山樓。他又托人多次去常熟打聽，但杳無音信。于是他親自趕到常熟，但在他面前的舊山樓卻只是一片荒涼的廢墟。原來這里經歷了軍閥的戰火，駐兵隨意將樓內藏書當柴燒。難道這部珍貴的遺書就這樣被毀了嗎？他的心在發痛。然而他并不死心，仍托熟識的書商幫助打探。

　　功夫不負有心人，這部書終于露面了。但為什么只有３２冊呢？應該是６４冊呀？鄭振鐸心中又起了疑團。但他相信，有了這一半，另一半也一定會出現。這一夜他輾轉反側睡不著，索性披衣起床，秉筆給他在北平圖書館當館長的好友袁守和寫了一封信，又給當時在重慶國民政府教育部任職的原暨大同事、詞曲專家盧冀野寫信。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到來青閣找楊老板。楊老板告訴他確有這事，賣主要價１千元，還告訴他另３２冊在古董商孫某那里。鄭振鐸一聽十分欣喜，這部書的另一半也有了下落；１千塊錢對他來說不是個小數目，由于前段購書，他手頭已很詰據，只好向暨大的同事們借，好不容易湊齊了１千元。天有不測風云，當他懷揣１千元錢興沖沖地趕到來青閣時，楊老板的一番話使他從頭涼到腳。楊老板說他來遲了一步，蘇州唐某的３２冊古今雜劇已被古董商孫某以９百元之價買走，現在孫某一共有６４冊，書已完璧，不打算賣。

　　然而性格一貫堅強的鄭振鐸是不會就此罷休的，只要有一線希望，他就要作百分之百的努力。他又找到中國書店的陳老板，經過陳老板找到孫某。孫某一聽來意，便獅子大開口，要價１萬元。ｌ萬元對于鄭振鐸來說是個天文數字，他一下怔住了。但對方肯賣，對他來說多少是個安慰。看來光憑個人的力量是不行了，必須借助公家的財力。于是他又向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守和、教育部的盧冀野發去兩封電報，希望北平圖書館能收購或教育部能出資。次日北圖就有了回電，說無法支付如此巨款，鄭振鐸的心涼了半截。第三天盧冀野的回電使他冷卻的心一下又熱了起來，盧說教育部打算買下。當時兼任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也來了電報，要他盡量壓價，由教育部承擔這筆巨資。鄭振鐸極為興奮，他立即與陳乃乾去找孫某交涉，經過３天討價還價，終以９千元成交。成交之后，鄭振鐸將先前同事們湊的１千元錢交了定金，并約定２０天內將全款付清。

　　真是一波多折，誰知兩個星期過去了，重慶方面的匯款還是沒有到。他又急了，２０天之內錢不到位，孫老板是會毀約的！情急之中他又想到一個“借”字，可再找誰去借呢？他想到了與他是“平級”但此時代理暨南大學校長的商學院院長程瑞霖，只有他有支配這筆巨款的權力。于是他找到程，說明來意。程看他為難的樣子，很理解地說：“看來鄭振鐸你又有好幾天沒睡好覺了，我就借給你吧。”他謝了又謝，取過支票便趕到孫某處，經過付款、簽字、取書，那凝結著中華民族祖先優秀文化結晶的６４冊寶書終于呈現在鄭振鐸眼前，他眼睛濕潤了，用手來回撫摸著這些書。書一運回家里，他便急不可待地翻閱起這部書來，還要母親和妻兒都來看這寶貝。后來他對這部書作了深入研究，定名為《脈望館抄校古今雜劇》，還撰寫了一篇長達３萬余字的跋。

　　教育部的書款過了兩個多月才匯到上海，鄭振鐸慶幸自己采取了超前措施。關于這部書的價值，詩人徐遲后來用十分生動的語句評價：“你能想象嗎？這是多么驚人的發現！僅僅發現了莎士比亞的一個簽名，全歐洲為之騷動。如果發現的是莎士比亞的一個從未見過的劇本，你想，又將如何？試想文藝復興距今不過三四百年。我們的元代，至今卻有六七百年之久。”這不是一部普通的戲曲集，６４冊書中包含有２４０種雜劇，其中近一半是湮沒了幾百年的孤本。其重要程度僅次于敦煌石窟經卷和西陲漢簡的發現。

　　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

　　以后，鄭振鐸憑自己的力量又購買了不少古籍，如明刊《古今女范》、《元名家詩集》、《古詩類苑》、萬歷版《皇明英烈傳》、《程氏墨苑》等。但個人的力量實在有限，他深感勢單力薄。有一次，他在某新書店看到明代活字本《諸臣奏議》，店主索價９００元，他一時拿不出這些錢，只好眼巴巴看著被北平來的書賈買走。后來聽說此書弄回北平后，獲利３倍。這樣，北平到上海來的書賈就更多了，每日搜刮于舊書店，遇到好書必攜之而去。鄭振鐸心里明白，在北方能買得起這些書的人，大多是漢奸官僚，或是敵偽機關如華北交通公司，以及美國人的文化機關如哈佛燕京學社；再有就是為“滿洲國”所購買。這使他憂心如焚，希望能有一個強大的后盾支持，組成一個團體，共同搶救江南古籍。于是他又想到教育部，想到曾支持過他的陳立夫。他找到商務印書館的董事長張菊生、私立光華大學校長張詠霓、國立暨南大學校長何伯丞，聯名給重慶教育部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等處寫信，痛陳江南文獻遭劫的危急狀態，指出其嚴重后果，強烈要求當局撥款予以搶救。

　　鄭振鐸等人的呼吁得到了陳立夫等人的支持，重慶方面決定動用抗戰前英庚款董事會撥給南京中央圖書館的建筑費計法幣１００余萬元，專事搶救古籍。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９日，由鄭振鐸、張菊生、張詠霓、何伯丞、張風舉等人組成的“文獻保存同志會”在“孤島”成立，決定對外以暨南大學、光華大學、涵芬樓的名義購書。原則上以收購藏書家的書為主，未售出的，盡量勸其不售，不能不售的，則收購之；決不能任店主、書賈分散零售或流落國外。具體分工是，鄭振鐸與張風舉負責采訪，張菊生負責鑒定宋元善本，張詠霓和何伯丞負責保管經費。

　　有了錢，鄭振鐸等人就可以大舉行動了。他們首先以１７０００元收購了孫伯淵所藏蘇州玉海堂的一大批藏書。接著又以５５０００元收購了蘇州鄧氏群碧樓藏書近４萬冊。這兩筆“大生意”做下來，震懾了上海及江南各地的大小書賈，因為這兩批書是當年江南藏書中數量較大質量較精的。書賈們感到對方來頭不小，實力雄厚，難以與之競爭。到了是年３月，整個嚴重的局面基本扭轉，搶救古籍這場沒有硝煙的戰斗初戰告捷。以后又以３１５００元一舉購下鄧氏風雨樓的藏書，收購了張氏適園藏書，劉氏嘉業堂藏書。嘉業堂藏書是收購中花費最大的一筆，以２５萬元購得明刊本１２００余種。還有一些零星的“小生意”。至１９４１年４月，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努力，文獻保存同志會以不到百萬元之款搶救了大量珍貴文獻，凡散出的古籍，大都歸為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