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據地（亦稱中央蘇區）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在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博古等領導人實行軍事冒險主義、軍事保守主義的戰略指導下，屢戰失利，蘇區日益縮小，形勢日趨嚴重。湘贛革命根據地（亦稱湘贛蘇區）紅軍反“圍剿”作戰的處境，也十分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了給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探索戰略轉移的道路，命令紅軍第6軍團撤離湘贛蘇區，到湖南中部發展游擊戰爭，并同紅軍第3軍取得聯系。1934年8月7日，紅6軍團突圍西移，經兩個多月轉戰，于10月下旬到達黔東印江縣木黃，與紅3軍（后恢復紅軍第2軍團番號）會師。接著，兩軍向湘西發起攻勢作戰，創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亦稱湘鄂川黔蘇區）。

　　10月初，國民黨軍重兵集團繼續向中央蘇區腹地推進。這時，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博古等領導人，未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即決定放棄中央蘇區，到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5個軍團以及中央、軍委機關直屬隊共8.6萬余人，從瑞金、古城等地出發，開始長征（見彩圖）。紅軍第24師和地方部隊共1.6萬余人，在項英、陳毅領導下，留在當地堅持斗爭。

　　21日晚，中央紅軍以第1軍團為左路前衛，第3軍團為右路前衛，第9軍團掩護左翼，第8軍團掩護右翼，中央和軍委機關及直屬部隊編成的軍委第1、第2縱隊居中，第5軍團擔任后衛，從江西于都縣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間突破了國民黨軍第一道封鎖線，25日全部渡過了信豐河。此后，中央紅軍繼續以甬道式的隊形攜帶大量笨重的物資器材沿山路西進，行動緩慢。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通過了國民黨軍的第二道、第三道封鎖線，進至臨武、藍山、嘉禾地域。這時，蔣介石以16個師的兵力專事“追剿”，并令粵軍、桂軍共9個師進行堵截，企圖圍殲中央紅軍于湘江以東地區。宜章至湘江之間廣大地區的國民黨軍兵力薄弱，擔任“追剿”、堵截的國民黨軍，因派系矛盾，動作不一。這種情況，便于紅軍機動作戰。然而，博古等領導人一味退卻的消極避戰，使紅軍繼續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25日，中革軍委決定，中央紅軍分4個縱隊，從興安、全州之間搶渡湘江，前出湘桂邊境的西延地區。27日，紅軍一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國民黨軍南北對進，向紅軍發動了全面進攻。紅軍在湘江兩岸經過浴血奮戰，于12月1日渡過湘江，接著進至西延地區。至此，中央紅軍由長征開始時的8.6萬余人減為3萬余人。

　　湘江之戰后，蔣介石重新調整部署，向黔陽、洪江地區轉移兵力，企圖圍殲紅軍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在此危急時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的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舉行會議，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決定中央紅軍向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前進，從而使紅軍避免了覆滅的危險。20日，中央紅軍分兩路西進，連克劍河、臺拱（今臺江）、鎮遠、施秉等城，于1935年1月7日占領遵義城。

　　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舉行了擴大會議。這次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制定了紅軍爾后的戰略方針，從而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共產黨。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點。3月，組成了實際上以毛澤東為首，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他們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的名義指揮紅軍的行動。

　　中央紅軍進占遵義后，蔣介石以幾十萬兵力，分路向遵義地區進逼，企圖圍殲中央紅軍于川黔邊境地區。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決定中央紅軍北渡長江，進至四川西北部創建新的蘇區。1月19日，中央紅軍從松坎、桐梓、遵義地區向土城、赤水方向前進，于29日一渡赤水河，進入川南。這時，國民黨軍分路對中央紅軍進行追擊堵截，并加強了長江兩岸的防御，企圖圍殲紅軍于長江以南、敘永以西、橫江以東地區。中革軍委根據這一情況，決定紅軍暫緩執行北渡長江的計劃，改在云貴川邊境地區機動作戰。2月11日，紅軍掉頭向東；18～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義地區擊潰和殲滅國民黨軍2個師又8個團。遵義戰役后，國民黨軍改取堡壘主義和重點進攻相結合的戰法，企圖圍殲紅軍于遵義、鴨溪狹小地區。紅軍為尋求新的戰機，向西轉進，于3月16～17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蔣介石急令其“追剿”部隊向川南進擊，企圖圍殲紅軍于古藺地區。在國民黨軍再次向川南地區集中的情況下，中央紅軍突然轉向東北，接著于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紅軍以第9軍團在馬鬃嶺地區鉗制國民黨軍，主力向南急進，31日渡過烏江，逼近貴陽，把“追剿”之國民黨軍甩在烏江以北。4月8日，中央紅軍主力從貴陽、龍里之間突破國民黨軍的防線，乘隙向云南急進，27日進抵昆明附近。29日，中央紅軍由尋甸、嵩明地區轉向西北前進，于5月9日從皎平渡渡過金沙江。在烏江北岸單獨活動的紅9軍團，經黔西、水城西進，于5～6日從東川（今會澤）以西的樹節、鹽井坪地段渡過金沙江，接著與中央紅軍主力會合。至此，中央紅軍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同年3月28日至4月21日，紅軍第四方面軍取得了嘉陵江戰役的重大勝利。然而，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張國燾，擅自決定放棄川陜革命根據地(亦稱川陜蘇區)，向西轉移。5月初，紅四方面軍和地方武裝及蘇區機關人員等共8萬余人，開始長征，于中旬占領了以茂縣（今茂汶）、理番（今理縣）為中心的廣大地區。

　　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后，為執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創建蘇區的計劃，于5月15日由會理附近地區繼續北進。在北進的路上，既有冕寧以北大涼山的彝民區，又有天險大渡河。蔣介石以薛岳、劉湘等部南攻北堵，企圖利用彝漢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礙，圍殲中央紅軍于大渡河以南地區。20日，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迅速北進，順利地通過彝民區，于24日晚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順場，殲滅守軍兩個連，控制了安順場渡口。25日，紅軍第1團第2連的17名勇士，由連長熊尚林率領，冒著守軍的猛烈火力，戰勝大渡河的激流駭浪，乘船強渡成功，擊潰左岸守軍1個營，鞏固了灘頭陣地。但這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橋，中央紅軍僅靠4只小船無法在短期內渡過河去，而此時尾追的國民黨軍已經迫近，情況十分緊急。為迅速渡過大渡河，中革軍委決定，以紅軍第1師及干部團由安順場繼續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兩路夾河而進，搶占瀘定橋。沿右岸前進的先頭部隊紅4團，多次擊潰川軍的攔阻，兼程急進，于29日晨奪占了瀘定橋西橋頭。瀘定橋的東橋頭與瀘定城相連，由川軍第38團主力防守。在紅軍到達之前，守軍已將鐵索橋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鐵索鏈懸在大渡河上，形勢十分險惡。經過緊張的準備，紅4團于當日16時發起奪取瀘定橋的戰斗。在該團的火力掩護下，由第2連的22名勇士組成的突擊隊，在連長廖大珠率領下，冒著守軍密集的火力，攀踏著懸空的鐵索向東橋頭攻擊，勝利占領大橋，并沖入瀘定城內。紅軍后續部隊緊跟過河，殲滅守軍大部，占領瀘定城。接著與由左岸北上的部隊會合，至6月2日，中央紅軍全部勝利地渡過了大渡河。至此，蔣介石殲滅紅軍于大渡河以南地區的企圖徹底破產。

　　中央紅軍渡過大渡河之后，繼續北進，占領天全，并乘勝突破了川軍蘆山、寶興防線。接著，中央紅軍以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翻越了終年積雪、空氣稀薄的夾金山，向懋功（今小金）方向前進。這時紅四方面軍正由岷江地區分路西進，先頭部隊攻占懋功，一部進到達維。12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在北進達維途中，同紅四方面軍一部會師。18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到達懋功地區。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總兵力達10余萬人。

　　早在1934年冬，在國民黨軍集中40多個團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亦稱鄂豫皖蘇區）圍攻的情況下，根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指示，紅軍第25軍2900余人于11月16日從河南羅山縣何家沖出發，向平漢鐵路以西轉移，開始長征。12月，紅25軍轉戰到陜西省雒南（今洛南）庾家河地區。此后，紅25軍在鄂豫陜邊地區開展游擊戰爭，至1935年5月，經過蔡玉窯、文公嶺、石塔寺等戰斗，粉碎了國民黨軍的第一次“圍剿”，開辟了鄂豫陜邊蘇區。7月上旬在袁家溝口殲國民黨軍1個旅，接著北出終南山，粉碎了國民黨軍第二次“圍剿”。紅25軍為配合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北上，于16日從西安以南豐裕口出發，經戶縣、周至縣境西進，進入甘肅，攻占兩當。轉而北進，于9月16日在陜甘革命根據地（亦稱蘇區）的永坪鎮同紅軍第26、第27軍會師。接著，合編為紅軍第15軍團。

　　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合后，中共中央根據全國形勢和當面情況，提出了創建川陜甘蘇區的戰略方針，而張國燾卻主張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東部）等偏僻地區退卻。為統一戰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舉行會議，決定了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創建川陜甘蘇區的戰略方針。據此，中革軍委制定了奪取松潘的戰役計劃。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治委員。21日，中革軍委決定以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部為紅軍的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徐向前（兼），政治委員陳昌浩（兼），參謀長葉劍英。另將中央紅軍的第1、第3、第5、第9軍團依次改為第1、第3、第5、第32軍。由于張國燾的阻撓，延誤了紅軍北上的時間，松潘戰役計劃未能實施。8月上旬，中共中央決定恢復紅軍第一方面軍番號，周恩來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為了繼續貫徹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中革軍委決定進取甘肅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8月15日，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率領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軍組成的左路軍，從卓克基地區出發，向阿壩地區開進；21日，前敵總指揮部率領由第1、第3、第4、第30軍組成的右路軍，從毛兒蓋地區出發，向班佑、巴西開進。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隨右路軍行動。紅軍指戰員歷經艱辛，通過人跡罕至、氣候變化無常的茫茫草地，左路軍先頭縱隊于20日到達阿壩地區。右路軍于8月27日到達班佑、巴西地區。8月29～31日，右路軍第30軍和第4軍一部，采取攻點打援的戰法，在包座全殲國民黨軍第49師約5000人，打開了紅軍向甘南前進的門戶。

　　在紅軍右路軍向班佑、巴西前進的途中，中共中央電令張國燾，要左路軍迅速出墨洼、班佑，與右路軍并力東進。紅軍右路軍到達班佑、巴西地區后，毛澤東、徐向前、陳昌浩聯名致電張國燾建議左路軍迅速出班佑，向右路軍靠攏。但張國燾制造借口，不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進到墨洼附近的部隊返回阿壩。接著，張國燾提出紅軍主力南下川康邊天全、蘆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計劃，對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并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接著，他又提出"徹底開展黨內斗爭"，企圖危害中共中央。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識破了張國燾的陰謀，機智地報告了毛澤東。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于9月10日率領紅一方面軍第1、第3軍（后組成陜甘支隊）繼續北上，于16日逼近川甘邊界的要隘臘子口。17日拂曉，紅軍一舉奪取了天險臘子口，18日占領哈達鋪，勝利進入甘南。接著，突破國民黨軍渭河封鎖線，翻越六盤山，于10月19日到達陜甘蘇區的吳起鎮。至此，紅一方面軍主力歷時1年、縱橫11個省、行程2萬5千里的長征勝利結束。11月初，紅軍陜甘支隊在甘泉附近地區同紅15軍團會師。會師后，中共中央再次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轄第1軍團（陜甘支隊編成）、第15軍團。11月21～24日，紅一方面軍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陜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

　　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針，1935年9月命令左路軍和右路軍之第4、第30軍分別由阿壩、包座地區南下，企圖在川康邊少數民族聚居區建立蘇區。10月8～20日，南下紅軍發動了綏（靖）崇(化)丹（巴）懋(功)戰役，擊潰川軍6個旅。24日，又發起天（全）蘆(山)名（山）雅（安）邛（崍）大（邑）戰役；11月13～19日，紅軍在名山東北百丈地區同川軍十幾個旅激戰7晝夜，雖殲滅川軍1.5萬余人，但紅軍也傷亡近萬人。1936年2月，紅軍被迫向西轉移，4月進入道孚、爐霍、甘孜地區。至此，紅軍由南下時的8萬余人減為4萬余人，張國燾南下行動遭到失敗。在中共中央勸導和督促下，經過朱德、劉伯承及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斗爭，張國燾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