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三座都城都在山西境內。堯都平陽、舜都蒲板、禹都安邑。其中禹都安邑，西環涑水、東踞中條、南臨鹽海、北依鳴條。在這里誕生了中國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夏朝。以后安邑改名為夏縣。夏縣，到宋代的時候出了一位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博學多才的大政治家、史學家司馬光。

　　河東歷史上有四大望族：聞喜裴氏、龍門薛氏、解州柳氏、龍門王氏。四大家族濟世英才之盛、德業文章之隆、皇家思寵之重、百姓推崇之情，其他家族望塵莫及。但是到了宋代的時候，夏縣涑水河邊的司馬家族，后來居上，鋒頭更健，一下子涌現出了一大群名士鄉賢：造福鄉梓的河中知府司馬池、才華橫溢的太中大夫司馬旦、治學嚴謹聲名卓著的司馬光，以及諫議大夫司馬康、駕部員外郎司馬宣、（鹿阝）州通判司馬里、潞州通判司馬京……司馬家族在宋代的屢屢崛起，尤其是宋神宗以后的歷代帝王，每每追念先賢的時候，就能想到司馬家族，這都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一位聲名直追孔子的先賢，帶動了一個家族的興旺。他就是宋代的溫國公、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太原道注：有關司馬光參見本站山西名人欄目）。

　　夏縣，是司馬光的故里。城西水頭鎮的小晁村現存司馬光及父兄親屬墓冢13座。東側有司馬溫公祠，主殿五間，旁邊還有規模宏大的佘慶禪院，內有宋元時期精致價昂的眾多彩塑。

　　我在中旅當導游的時候，經常去東南亞，發現很多外國朋友喜歡中華文化，他們對中國的歷史掌故和社會風情也有相當的了解。唯一不明白的是：中國歷史上發生了那么多次朝代更迭，不管是誰當家，也不管是漢人還是少數民族皇帝，治國的策略和治國的方式都有驚人的相以。再者從地域來講，無論是在天子駐扎的北京，還是在繁華的省城，甚至偏遠的山區縣城，統治者的施政措施和施政辦法都有驚人的相似。這種大一統的政治和文化格局，是如何沖破層層障礙，緊緊地粘連在一起的？其實，道理很簡單；歷代統治者，不管是皇帝，還是縣令，雖然他們出身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知識水平不同，種族習慣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這就是：以史為鑒，修身治國。他們都注重從歷史中學習前代的得失之跡、存亡之道、興衰之本，從而制定出自己的治國之策。所以古代有：“一部論語治天下、兩冊史書安民生”的說法。《論語》即孔子的儒家方略。而兩冊史書，即《史記》和《資治通鑒》。宋英宗評價《史記》和《資治通鑒》“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是為典型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從這個意義上講，《史記》和《資治通鑒》是其他史書所不能比的。兩司馬的兩部巨著，不僅是兩部史書，更重要的在于他們的思路，啟蒙了歷代皇帝，最后導致了文化一體、政治一統、古今一致。

　　司馬光曾經做過宋代的宰相，對其品格德行、修學治史，古今評價一致，隆譽甚高。但對其政績評價，卻存在著很大的分歧。

　　在保守派主政的時候，對其政績大加褒揚，宋哲宗還敕令保守派的翰林學士蘇東坡撰寫神道碑文，并御書“忠清粹德之碑”六字碑額立在夏縣司馬光墓前。蘇學士洋洋灑灑2266字的碑文中極盡溢美之辭。后世的史書基本上持這種態度。

　　但是，改革派當政的時候，司馬光不僅沒有政績可言，而且被列入奸相之列。這主要是因為他反對同列宰輔的王安石變法。宋代紹圣年間，御史周軼首論“溫公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當以罪及。”不僅奪去了所有的封號，而且還把其墓前所立的巨碑推倒。王安石的學生章淳、蔡京主政時，為報復司馬光等人盡廢新法的做法，將司馬光等309名朝臣列入“元佑奸黨”，并要在朝堂和各州郡都立“奸黨碑”。司馬光首當其沖。但是在立碑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石匠安民對蔡京說：“小民是愚人，不知道立碑的意圖。但司馬相公海內稱其正直，現在卻要列入奸黨，小人不忍心做。”蔡京一怒便要收拾他，嚇得安民哭訴道：“大人的命令我不敢不聽。小人只有一個要求：碑上署刻石人名字的時候，千萬不要署上小人安民，以免罵名千載。”蔡京仔細一想，司馬光雖然有錯，但畢竟為人正直，享有威望。于是改變了主意，將司馬光以下的奸人全部列碑，司馬光除外。　　由此可見，司馬光雖然在政治上有失誤，但其人格力量，不僅為百姓稱道，也僅對手折服。在封建年代，司馬光是孔門的第三個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同樣在孔廟享配。

　　今天的司馬溫公墓前，涑水清流，綠樹成行。歷史紛爭和毀譽成敗也都化作了黃土，陪伴這位長眠地下的圣人。只不過人們在那條叫“涑水”的小河邊駐足的時候，就會想到歷史上曾有一位號為“涑水先生”的大思想家、大學問家、大歷史學家。他給后人留下了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