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規劃的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一個人畢生的成敗。而在生存競爭激烈的時代，一個人是否具有正確的人生規劃以立身處世，就顯得尤為重要。

　　歷史上的魏、蜀、吳三國時期，就是一個生存競爭非常激烈的時代，“智者恃謀而立身，勇者恃力而行道”，能夠脫穎而出、名垂青史的，如賈詡、荀攸、諸葛亮等人，都是正確把握了自己人生規劃的高手。但三國群雄之中，把自己的人生規劃做得最完美、最精彩的，非魏國的司馬懿莫屬。

　　司馬懿是三國歷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如果沒有他，三國紛爭的歷史大概不會那么快就結束；如果沒有他，大晉王朝順應民心的統一大業，也不可能來得那么輕輕巧巧。是他，上承魏之強盛，下啟晉之統一，成就了秦皇漢武那樣的豐功偉業，將天下萬民從亂世爭戰中解救出來。所以，他堪稱“命世之英，非常之雄”。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處。《晉書》上稱司馬懿“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在筆者看來，最能凸現司馬懿善于規劃自己人生的，是在“聰明多大略”五個字上。

　　古人云：“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在封建社會，一個人事業上的建樹，主要在政治、軍事方面；而在政治、軍事方面有所建樹，則全憑個人與上級的關系如何。所以，根據司馬懿輔佐的四個君主，可以大致將他的人生規劃分為四個階段：魏武帝時期、魏文帝時期、魏明帝時期、魏少帝曹芳時期。

　　魏武帝時期

　　首先，我們有必要了解一下魏武帝曹操的個性特色與為政風格。史書上稱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創造大業，文武并施”，同時又“持法峻刻，諸將有計謀勝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雄才之主。

　　另外，曹操在自己的用人導向上存在著嚴重的既重才，又忌才；既用人，又疑人的雙重性。他很看重部下的才能和實力，但又不允許部下的才能與實力超出他和他后人可駕馭的范圍。

　　《三國志》記載：“荊州少年周不疑，年十七，少有異才，聰明敏達，曹操欲以女妻之，周不敢當。曹操愛子曹沖，亦有過人之智，可與周不疑相比。后曹沖既天，操心忌周不疑，欲除之。曹丕以為不可，曹操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這一事例，完全證明了曹操用人路線的雙重取向。

　　司馬懿對曹操這種用人導向認識得很深刻。當年他出山任職時，因不滿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叛臣行徑，“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在曹操慕其名想把他收羅到帳下時，他假扮患“風痹”之癥作為推辭的理由，并且還以“堅臥不動”的高超演技騙過了曹操派來刺探虛實的人。但騙得了一時，騙不過一世。曹操當了丞相之后，再次敦請司馬懿出仕，而且明確發出了“若復盤桓，便收之”的威脅。這時候的司馬懿，自知不足以與權勢顯赫的曹操相抗衡，只得“懼而就職”。君已無禮于先，臣又怎能忠事于后?!在這種極其被動的情況下，司馬懿很難馬上發揮其過人的抱負與謀略。

　　即便進了丞相府，司馬懿也是很不安全的。《晉書》上記載：“魏武察帝(指司馬懿)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后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必預汝家事。’”可見，曹操對他的猜忌之深，已到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

　　這時，司馬懿人生規劃的第一個重點便是韜光養晦、明哲保身。他決定用自己的務實和苦干換取曹操的信任，“于是勤于吏職，夜以忘寢，至于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任何一位君主，看到有這樣公而忘私、廢寢忘食、盡心盡力的臣子為自己效忠，又怎會產生叵測之心以制之?曹操在最后終于接受了司馬懿的效忠，并對他進行了提升。所以，司馬懿能從當初剛入丞相府的“文學掾”(文牘之官)一直做到丞相府主簿(相當于今國務院秘書長)。

　　但在明哲保身的同時，司馬懿絲毫也l沒有放松對自己的歷練，這是他這段時期人生規劃的第二個重點。他在丞相府中找到了兩個榜樣——荀彧和曹操。在丞相府的歷練過程中，他時時處處都在學習這兩個榜樣的長處。但司馬懿注意到了一點：荀彧作為高明的謀略家，他的長處僅僅局限于運籌帷幄之中，發展的空間太狹窄，始終只能隱在幕后，而無法馳騁疆場，登上歷史的大舞臺。而曹操不同，他就是一個“能謀能戰”的大梟雄，他的發展空間比荀彧更廣闊。從注意到這一點開始，素懷“治國平天下”大志的司馬懿就學會了有計劃、有步驟地自我鍛煉，使自己逐步完善成為集曹操、荀彧二者之長于一體的文武雙全、出將入相的真正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