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條英機出生于日本的一個軍閥家庭，其父東條英教是創造日本陸軍的“有功之臣”。東條英機在其父的熏陶下，從小就在靈魂深處埋下了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思想。

　　公元１８９９年（明治３２年），１６歲的東條英機進入東京陸軍幼年學校就讀，三年之后升入陸軍中央幼年學校。少年立志從軍的東條英機，從小就愛打架而不愛學習功課，即使被別人打得頭破血流，他也從不服輸。他上了陸軍中央幼年學校之后，學習成績仍然不好，但打架卻名列前茅。有一次七、八個同學揍他，他被打得狼狽不堪。據說他由此領悟到“力氣再大，只能對付一個敵人，要戰勝眾敵，還得靠學習”，于是他擦干眼淚，猛用起功來。

　　１９０４年，他升入陸軍學校，當上了士官候補生。當時日俄戰爭已經爆發，他只學習了１０個月便提前畢業，并得到了少尉軍銜。決心做“天皇陛下的御盾”的東條英機，跟著新組建的師團到了中國東北，和他的父親來到了同一個戰場。但是，還沒等他參加戰斗，日俄戰爭便宣告結束了，他也隨隊“凱旋而歸”。

　　１９１５年（大正４年），３３歲的東條英機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在陸軍省當了一段時間副官之后，又任駐德國大使館武官。回國后擔任過陸軍大學教官、陸軍省軍事局課員、整備局動員課長等職。

　　公元１９２９年（昭和４年）。他被任命為步兵第一聯隊長。為了顯示武士道精神，他經常在沒人的地方練嗓子，練就了一副大嗓門，喊一聲“立正”能把人們嚇一跳。

　　１９３３年，５１歲的東條英機當上了日本陸軍少將，并被調到參謀本部工作，不久又被任命為軍事調查部部長。當時，日本陸軍積極插手日本的政治活動，東條英機也參與了這種活動的幕后策劃。當時日本各政黨做為推行政治的中心勢力，對于“九·一八”事變及軍部對此所持的態度感到不滿。東條英機馬上對政黨發表的不利于軍部的言行進行了“調查”，指控這是“挑撥軍民關系”，以此封住了政黨對軍部批判之口。從此，日本加速在軍國主義的道路上滑了下去。

　　１９３５年（昭和１０年），東條英機出任關東軍憲兵司令官，再度來到中國東北。他下車伊始，就親自出馬，動員軍警，搞所謂“整肅綱紀”，“強化治安”，討伐“土匪”，瘋狂地鎮壓東北人民的抗日斗爭。為此，他很快被晉升為陸軍中將。１９３７年（昭和１２年）春，他又當上了關東軍參謀長。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侵略中國華北的日軍制造了盧溝橋事變。東條英機立即率關東軍進攻察哈爾省，超過長城，侵占了張家口等地，并炮制了聽命于日本人的所謂“察南自治政府”。“九·一八”事變前后，軍國主義分子在日本內閣中越來越多，軍部漸漸控制了日本政局。

　　１９３８年（昭和１３年）春，東條英機回到東京，當上了陸軍次官，成為新任陸相板垣的助手。不久，他象海軍次官山本五十六兼任海軍航空本部部長那樣，也兼任了陸軍航空本部部長。１１月２８日，東條英機在“陸軍管理事業主懇談會上”發表了臭名昭著的演說。他揚言要準備對中國和蘇聯兩國正面戰爭，而后全部占領中國。當時日本國內就有人對他的演說不滿，認為一個陸軍次官發表如此重要聲明，未免有些輕率。經濟界人士痛罵東條英機好似惡魔一般。不久，這位“惡魔”又調任航空總監。他上任后大力強化和擴大侵華的日本航空兵。他對航空技術是門外漢，但為了表示對技術人員和飛行人員的信賴，經常“勇敢地進行空中旅行”。他一方面吹噓日本航空兵在“物的方面是出色的”，另一方面鼓吹發揚武士道精神。對于死在中國的眾多航空人員的“遺族”，又是設宴招待，又是“祝愿各位能毫無拘束地參拜完”神社，以圖換取一個“人情將軍”的美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