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文評論著作。著者清代劉熙載(1813～1881)，字伯簡,號融齋,晚號寤崖子。江蘇興化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士。曾官廣東提學使，主講上海龍門書院。于經學、音韻學、算學有較深入的研究，旁及文藝。著有《古桐書屋六種》、《古桐書屋續刻三種》。

　　《藝概》是作者平時論文談藝的匯編，成書于晚年。全書共6卷,分為《文概》、《詩概》、《賦概》、《詞曲概》、《書概》、《經義概》，分別論述文、詩、賦、詞、書法及八股文等的體制流變、性質特征、表現技巧和評論重要作家作品等。作者自謂談藝“好言其概（《自敘》），故以“概”名書。“概”的涵義是，得其大意，言其概要，以簡馭繁，“舉少以概乎多”，使人明其指要，觸類旁通。這是劉氏談藝的宗旨和方法，也是《藝概》一書的特色。所以和以往談藝之作比較起來，廣綜約取，不蕪雜、不瑣碎，發微闡妙，不玄虛,不抽象,精簡切實。

　　《藝概》論文既注重文學本身的特點、藝術規律，同時又強調作品與人品、文學與現實的聯系。劉熙載認為文學是“心學”，是作家情志即“我”與“物”相摩相蕩的產物。所以論文藝貴真斥偽，肯定有個性、有獨創精神的作家作品,反對因襲模擬、夸世媚俗的作風。他注意到文學創作存在兩種不同的方法：或“按實肖象”、或“憑虛構象”。并重視藝術形象和虛構，認為“能構象，象乃生生不窮矣”。所以對浪漫派作家往往能有較深刻的認識。如說莊子的文章“意出塵外，怪生筆端”，乃是“寓真于誕,寓實于玄”；李白的詩“言在口頭,想出天外”，其實與杜甫“同一志在經世”。他運用辯證方法總結藝術規律，指出：“文之為物，必有對也，然對必有主是對者矣”(《經義概》)。又說“物一無文”，但“更當知物無一則無文。蓋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文概》）。《藝概》對物我、情景、義法種種關系的論述，就著重揭示了它們是如何辯證統一的，突出了我、情、義的主導作用。

　　由于把握藝術辯證法，劉氏考察創作問題、評價作家作品,往往深入一層,高出一頭,有精辟獨到的見解。他強調作品是一個有機整體，論所謂“詞眼”、“詩眼”，提出“通體之眼”，“全篇之眼”。他談批判與繼承的關系,指出“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他對不同旨趣、不同風格的作家作品，不“著于一偏”，強分軒輊，其長處與不足都如實指出，如說：“齊梁小賦，唐末小詩，五代小詞，雖小卻好，雖好卻小，蓋所謂‘兒女情多，風云氣少’也。”他論表現手法與技巧，指明“語語微妙，便不微妙”，“竟體求奇，轉至不奇”，強調“交相為用”、“相濟為功”，提出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藝術范疇，如深淺、重輕、勁婉、直曲、奇正、空實、抑揚、開合、工易、寬緊、諧拗、淡麗等等。

　　劉熙載認為文學“與時為消息”，重視反映現實、作用于現實的所謂“有關系”的作品。他還把作品的價值同作家的品格聯系起來，強調“詩品出于人品”。所以他論詞不囿于傳統見解，推崇蘇軾、辛棄疾，批評溫庭筠、周邦彥詞品低下；以晚唐、五代婉約派詞為“變調”，而以蘇軾開創的豪放派詞為“正調”。他的詞論，在清亡前后有一定影響。沈曾植稱許他“涉覽既多，會心特遠”（《菌閣瑣談》）；馮煦謂其“多洞微之言”(《蒿庵論詞》)；王國維《人間詞話》則對《藝概》拈出作品中詞句來概括作家風格特點的評論方式以及個別論點，都有所吸取。

　　《藝概》有刻于同治十三年的《古桐書屋六種》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標點本。劉氏另有《游藝約言》，與《藝概》同類。清代光緒二十九年四川成都官書局印本《藝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