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總集。有王先謙編、黎庶昌編兩種。王先謙(1842～1917)，字益吾，號葵園。湖南長沙人。清同治四年(1865)進士，官至國子監(jiān)祭酒、江蘇學(xué)政。工于詩、古文，并治經(jīng)考史，著有《虛受堂詩文集》等。王先謙古文,師法湘鄉(xiāng)曾國藩,推崇桐城義法。他認為姚鼐《古文辭類纂》“可為后學(xué)者開示準的”，但清代只收方苞、劉大□，而乾隆至咸豐間名家輩出。所以他仿姚書體例，續(xù)選清乾隆至咸豐間諸家各類文辭，以補姚書不足。收姚范以下至吳敏樹39家，文455篇，編為34卷,定名《續(xù)古文辭類纂》，光緒八年(1882)成書，由王氏虛受堂刊行。此書分類一依姚書，所補以序跋、碑志、雜記、書說類之書及論辨類為多，奏議、詔令、辭賦及書說類之說則未補采。此書刊行后，因于姚書有所增續(xù)，又略早于黎編,在當時有一定影響。王□運說,王先謙續(xù)編《皇清經(jīng)解》，“縱未能抗行蕓臺（阮元），續(xù)編《古文辭類纂》差足以肩惜抱(姚鼐)”。書中補錄了一些有價值的篇章。所附點評文字，亦時有可觀。

　　黎選《續(xù)古文辭類纂》，成書于光緒十五年(1889)，共28卷，分上、中、下3編，收文449篇。編者認為“桐城宗派之說,流俗相沿已逾百歲，其敝至于淺弱不振,為有識者所譏”。而至“湘鄉(xiāng)曾文正公（曾國藩）出，擴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為一途,挈攬眾長”,“轢歸（有光）掩方（苞），跨越百氏，將遂席兩漢而還之三代”。所以此編實是承曾國藩《經(jīng)史百家雜鈔》精神，將姚書予以擴增，重點不在續(xù),而在擴,實為“廣古文辭類纂”。姚書自《戰(zhàn)國策》始，不及六經(jīng)；黎書乃補經(jīng)、子為上編,分11類,又據(jù)《經(jīng)史百家雜鈔》之目，補列“敘記”、“典志”兩類。姚書不錄史傳；黎書乃補史為中編，采選《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文章,共分9類。下編選清文，但亦限于“方（苞）姚（鼐）前后”，分類同上編。可見此書主要在拓展選文領(lǐng)域，改善纂編體例等方面，匡補姚書之不足。

　　又有《新古文辭類纂》。編者為近人蔣瑞藻。浙江諸暨人。曾任職中華書局。輯著較多，有《小說考證》、《小說枝談》等。《新古文辭類纂》成書于民國初年,編者在自序中說，姚鼐《古文辭類纂》出后，黎氏、王氏續(xù)書托以不朽。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新學(xué)盛行，六經(jīng)、三傳束之高閣，文風(fēng)日趨鄙俚，因仿姚氏古文體例，輯錄中國晚清民初的作家薛福成以下至蔣尊簋,共90家文,定名《新古文辭類纂》。1922年中華書局石印稿本，共24冊，收文1015篇，分11類，合60卷。所收作家多數(shù)是編者同時人,或系師友。文風(fēng)求其古樸,兼及實用，在“存當世之文獻”方面，有一定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