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篇名。關于它的來歷，王逸認為是屈原仿南楚的民間祭歌創作的。朱熹認為是屈原對南楚祭歌修改加工，“更定其詞”（《楚辭集注》）。胡適則認為《九歌》乃古代“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與屈原傳說絕無關系”（《讀楚辭》）。今人多取朱說。

　　《九歌》由于以民間祭歌為基礎，所以具有楚國民間祭神巫歌的許多特色,《漢書·地理志》說:“(楚地)信巫鬼，重淫祀。”《呂氏春秋·侈樂》也說：“楚之衰也，作為巫音。”所謂“巫音”，即巫覡祭神的樂歌，這是《九歌》與屈原其他詩篇的不同之處。但是，作品中如“載云旗兮委迤”、“九嶷繽兮并迎”、“□吾道兮洞庭”等詩句,“老冉冉”、“紛總總”等習用語,又與屈原其他詩作一脈相通。因此，它應當是屈原詩歌藝術整體中的有機構成部分。《九歌》圖卷宋代李公麟作《九歌》圖·東皇太一元代張渥作

　　“九歌”名稱，來源甚古。除《尚書》、《左傳》、《山海經》所稱引者外，《離騷》中有“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樂”,《天問》中有“啟棘賓商,九辯九歌”諸語。各書所說到的“九歌”內容雖有種種演化，但可證“九歌”乃是傳說中很古的樂章。至于屈原用它作為篇名，似乎不會跟遠古“九歌”的章數有關，也不一定跟古代“九歌”的曲調相同。可能是取其“娛神”這一點，再結合《離騷》所說的“康娛”、“□樂”的意思，基本上屬于新歌襲舊名的類型。

　　《九歌》包括11章，前人為了使它們符合“九”的成數,曾作過種種湊合。如清代蔣驥《山帶閣注楚辭》主張《湘君》、《湘夫人》并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為一章。《聞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張以《東皇太一》為迎神曲,《禮魂》為送神曲,中間九章為“九歌”正文。但多數人的意見，以“九”為虛數，同意汪瑗《楚辭集解》、王夫之《楚辭通釋》之說，認為前十章是祭十種神靈，所祭的十種神靈，從古代人類宗教思想的淵源來考察，都跟生產斗爭與生存競爭有密切關系。十種神靈又可分為三種類型：①天神──東皇太一（天神之貴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壽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東君（太陽神）；②地□──湘君與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國殤(陣亡將士之魂)。有人認為，在上述十種神靈里面,篇首“東皇太一”為至尊,篇末“國殤”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則是陰陽二性相偶，即東君（男）與云中君（女），大司命（男）與少司命(女)，湘君（男）與湘夫人（女），河伯（男）與山鬼（女）。《九歌》原來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關系排列的，今本《東君》誤倒（聞一多《楚辭校補》）。

　　從《九歌》的內容和形式看，似為已具雛形的賽神歌舞劇。《九歌》中的“賓主彼我之辭”，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們都是歌舞劇唱詞中的稱謂。主唱身份不外三種:一是扮神的巫覡,男巫扮陽神，女巫扮陰神；二是接神的巫覡，男巫迎陰神，女巫迎陽神；三是助祭的巫覡。所以《九歌》的結構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現。清代陳本禮就曾指出：“《九歌》之樂,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覡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倡而眾巫和者。”（《屈辭精義》）這樣，《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悅之詞，在宗教儀式、人神關系的紗幕下，表演著人世間男女戀愛的活劇。這種男女感情的抒寫，是極其復雜曲折的：有時表現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時表現為待神不來的猜疑之情，有時表現為與神相會的歡快之情，有時表現為與神相別的悲痛與別后的哀思。從詩歌意境上看，頗有獨到之處。

　　朱熹曾評《九歌》說:“比其類,則宜為三《頌》之屬；而論其辭，則反為《國風》再變之《鄭》、《衛》矣。”(《楚辭辯證》)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較之《詩經》的鄭、衛之風，確實不同。但這并非由于“世風日下”的“再變”，而是春秋戰國時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現。鄭、衛之詩，表現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質直與純樸；而《九歌》則不僅披上了一層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現出深邃、幽隱、曲折、婉麗的情調,別具一種奇異濃郁的藝術魅力。湘夫人傅抱石作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內容。作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對象不同，內容也就有所不同，如《東皇太一》的肅穆，《國殤》的壯烈，便與男女之情無涉。《國殤》是一首悼念陣亡將士的祭歌，也是一支發揚蹈厲、鼓舞士氣的戰歌。它通過對激烈戰斗場面的描寫，熱烈地贊頌了為國死難的英雄，從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個側面。

　　《九歌》是以娛神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藝術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間的神，實質上是現實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畫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既活潑優美,又莊重典雅，充滿著濃厚的生活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