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需要教育資源的地方，卻最缺乏教育資源;最需要接受教育的群體，卻離教育資源最遠。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的“倒掛”現象，再次成為兩會上代表委員們熱議的焦點。

　　“教育不均衡現象，已到了‘踩剎車’ 的時候!可‘公平車’又何時能‘踩油門’呢?”代表委員們發問。

　　一個年復一年的“熱點”

　　這是一個令人揪心的反差：有的大城市投巨資建起的中小學，一間教室的投入幾乎相當于偏遠地區一所農村小學的全部家當。北方一個地級市的中學，學校設有游泳館、體育館，教室里配有電腦、投影儀等現代化設備。可在城郊的農村，有的孩子直到畢業還沒摸過鍵盤。

　　這些事例，讓代表委員們年年牽掛，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龔玲代表曾在農村讀完中小學，她桌子上擺著的關于建立城市優質學校和教師支援農村學校長效機制的建議格外顯眼。龔玲清楚地記得，在去年的兩會上，她就提出了調整教育資金投入結構、縮小城鄉教育資源差距的建議。

　　從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小組討論的第一天開始，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地區和學校間教學質量差異等問題就成為代表委員們熱議的焦點。

　　代表委員認為，教育屬于二次分配范疇，更要重均衡，它是一種社會調節器，使所有人都能邁上公平接受教育的臺階。現在，教育資源不均衡，把很多貧寒家庭子女的發展之路給堵住了。

　　教育均衡同樣成為基層兩會的熱點。在吉林兩會上，有的省政協委員提出干脆取消“重點校”。改革以來，不少地方在省直及各市、縣、區設立各種實驗小學、中學，雖然也有教育的實驗項目，但辦起來確實成為社會印象中的“重點校”，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默認。有關部門不斷支持、扶持這些學校，并給一些優惠政策。如允許招“擇校生”，允許在普通中、小學校抽調教師等等，養出了一批名副其實的“重點校”。

　　“但愿明年的兩會，這個熱點能夠降一些溫。”高清代表等人期待地說。

　　兩種“天平失衡”之痛

　　臧耀平是吉林省的一位農民，兒子在農村上的小學，多科成績都很優秀，可就是英語不行，基礎弱，考重點高中時受影響，被英語拖了后腿，差幾分沒有考上。

　　“現在城里學校從小學就開設雙語教學，有的小學還有計算機班，這些在農村沒有，否則兒子英語不會這樣差。”臧耀平說，“農村家長為讓孩子同樣享受到好的教育環境，想方設法讓孩子進城，到好學校就讀，不得不異地‘擇校’。可為了達到這種公平，農村家庭必須付出高額成本。”

　　“教育天平”的失衡，痛的不僅是學生。有些學校的處境，并不比臧家輕松。來自安徽省農村的余的娜代表說，去年村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給村小學配了電腦，學生卻從幾百個減為不到幾十個，師資問題帶來的教學質量差異，造成村小學不斷萎縮。

　　浙江工業大學黨委書記汪曉村代表不久前到西部開會時，甘肅等地高校負責人說：“如果你們學校要引進一個博士當教師，可能一夜間收到的自薦信如雪片一般;可我們拿出幾萬元的津貼也不一定能招來人。”幾年前，一些西部省份的學校還發生過一個月甚至一個星期就流失幾個教師的情況。

　　“這是一種‘馬太效應’。”一些教育界干部說，優秀的教師資源不斷地從邊遠地區和薄弱學校流向發達地區和優質學校，這種師資水平不斷拉大的校際間差距，對“擇校熱”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伴隨 “擇校熱”帶來的大量“擇校費”，也源源不斷流入優質學校，又加劇了薄弱學校師資的流失。在吉林省遼源市，為解決這個問題，曾對校際間教師流動嚴格凍結，強調城市重點學校不允許去邊遠學校調老師。不過，行政命令難抵“市場規律”，只要有“重點校”，“天平”就會不斷“傾斜”。

　　三筆不能不算的“公平賬”

　　在代表委員眼中，教育資源“倒掛”現象欠了一筆不能不算的“公平賬”。

　　城鄉“倒掛”。全國中小學生80%在農村，可山西平遙縣中學教師段志愛代表說，農村中小學教學設備、師資力量與教學水平同城市有很大差距。龔玲代表曾調查過，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只享有一半的義務教育經費和不到一半的基建投資。城鄉義務教育投入與人口根本不成比例。建設新農村，農村發展和農民致富的重要出路是依靠教育，可現在最需要教育的地方卻最缺乏資源。

　　區域“倒掛”。甘肅省的王智平委員說，西部和東部擁有的教育資源嚴重不均衡。人口約3000萬的甘肅只有十幾所本科院校。在東部的江蘇省，7000多萬人口卻有100多所大學。貧困地區脫貧要依靠教育，可當地高校資源多數貧乏，學生考大學難是個不爭的事實。朱善萍代表說，部分高校雖名義上是全國招生，但實際上本地考生已超過70%。

　　本末“倒掛”。教育界的孫鶴娟代表調查了解到，在國內教育投入結構上，大部分公共教育資源投入到高等教育上了。前兩年，有代表調查，占全國師生絕大多數的義務教育，所獲基建資金投入卻不到全部教育基建投資的三分之一，投入與所承擔的任務不相稱。占全國教師生數比例很小的高等教育，卻擁有近一半的基建投資。“基礎教育是根本，可長期投入卻是本末倒置。”樓文英代表說。

　　四根急需“打造”的調節杠桿

　　國家有關部門已看到教育不均衡問題。代表委員仍大聲呼吁，“教育之車”的“公平之輪”仍需“踩油門”，提高轉速。

　　2005年，各級政府安排專項資金70多億元，對592個重點貧困縣1700萬名貧困家庭學生就讀小學、初中實行“兩免一補”，為中西部地區1700多萬名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可這些政策與教育均衡發展的需求仍有差距。

　　孫鶴娟等代表委員建議，除繼續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外，還要對其結構進行調整。中央財政掌握著穩定、可靠的稅收來源，可以宏觀調節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義務教育與高等教育之間發展的差距。

　　國家應該建立一個體現地域投入差異的分配模式。如果依然是不均衡的投入，哪會有均衡的教育。發達地區義務教育的投資，可以省級政府為主體;在落后地區，中央政府要成為投入主體。最終，建立一個新的教育投入分配模式。

　　“教育投入對象重心下移、教育投資主體重心上移，又是兩大調節杠桿。”孫鶴娟代表說，教育投入對象重心下移，指的是把投入更多地放在基層的義務教育上;教育投資主體重心上移，是讓義務教育經費的保障更多地由中央政府直接承擔。孫鶴娟說，據國家有關部門調查，全國義務教育中，中央財政負擔只占極少部分，而鄉鎮財政負擔絕大部分。如果投資主體重心仍在下面，許多縣鄉為實現九年義務教育達標而高筑的“債臺”依然無法拆除。孫鶴娟說，師資問題的調配更是一個杠桿。尤其農村教育問題，不單單是國家“兩免一補”政策就能解決的，不少教師還要從貧困地區流向城市或相對富裕地區。國家可以建立一個“拉動機制”，鼓勵年富力強、經驗豐富的骨干教師以及大學生 “上山下鄉”，優化農村師資力量，實現城市反哺農村。“希望中央主動平衡資源配置，強化向農村、向落后地區、向基礎教育傾斜的政策”……一句句心里話，一件件議案、建議和提案，撥動著每一個關心教育的人的神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