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附中開學典禮上，附中劉校長專門念了日本學者加藤嘉一的文章《中國學生為何沒禮貌？》，然后說文章講的事情，現在還沒有查實，那么就先當它是真的好了，這篇文章立意很好，寫的很真誠，很有道理，應予以高度重視。

　　但一開頭舉的人大附中學生不與老師說再見的例子，細想卻是反映了中日文化習俗的差異。“我跟另外一位年輕中國籍教師邊聊邊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的禮儀習慣是不去打擾他們的。

　　中國教師沒有制服和胸牌，加藤嘉一當時和高中生的年齡差不多，而且只是個兼職教師，很多人不認得他。人大附中學生在校園單獨遇見老師時，是會說“老師好”的,而且會主動幫老師拿東西。

　　有報道說，有個農民工在人大附中經常被叫“老師好”，覺得不好意思，后來干脆努力自學了大學文憑。

附日本學者加藤嘉一《中國學生為何沒禮貌？》：

　　我從2004年開始在人大附中教日語。一天傍晚放學，高中樓一層大廳，我跟另外一位年輕中國籍教師邊聊邊走。同學們穿著校服，背著書包，有的大聲聊天，有的吃零食，有的談戀愛，紛紛離開校園。我感覺很孤立，幾乎沒有一個學生理我們。

　　我問旁邊的老師：“他們怎么回事，面對著老師，連‘再見’都不說？”老師回答：“現在的孩子都是這樣的，忙他們自己的。”忽然，有個女生邊跑邊向我們擺擺手，快速說：“拜拜！”打招呼的學生只有這一個，用的是英語。老師說：“那是馬來西亞的留學生。”

　　應該說，這些學生嚴重缺乏禮儀——不懂得禮儀，或者懂得卻不執行。回想一下，如果我在日本這樣，一次會被警告，兩次以上會被認為“素行不良”并影響學業成績。多次不改，家長就要被叫到學校，跟班主任、孩子一起“三者面談”。依然不改，就有可能被開除了。在日本，學生至少要對老師說“再見”，基本規則是帶著鞠躬，最好的姿勢為45度。我當時是體特生，這方面被要求得很嚴，不僅對老師，對師兄、師姐也要那樣，一次都沒有錯過。師弟師妹也對我這樣。

　　日本的小學生從一年級必須上“道德課”。記得我那時是每周六上午上兩小時。教學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老師講道德、禮儀、做人，把道德對做人如何重要灌輸給小孩子。課本素材幾乎都是中國古代的諸子百家思想，孔子、孟子、老子、韓非子、孫子等，仁、禮、忠、孝等都有。第一節課往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師會問：“如果你的朋友偷了你的書包，大家欺負你，你會高興嗎？”我們一起大聲喊：“不高興！”老師接著講：“那你也不要對朋友那樣，明白了嗎？”我們回答：“明白了！”我們讀中學時，也主要在語文（古文、漢文）課上接觸諸子百家，直到占高考語文考試四分之一（50分）的“漢文”。如果說日本人對中國古代史和思想有著比較多或深的了解，起點在這里。

　　另一種是實踐，學校會安排學生到養老院、殘疾醫院等地接觸并照顧弱勢群體，盡量溝通，學會相處。比如，周末早上，一個班（30人左右）分兩個組，一組去養老院，大概3個人成一小組，陪一個高齡者散步聊天，打牌，幫助他們讀書；另一組去殘疾者學校，提前學習“手語”，用它跟殘疾者溝通，一起吃飯，度過半天時光。

　　據我的經驗，中國的中小學老師似乎不怎么講道德的意義，學校也沒有開設類似的課程。學校的課程安排及背后的體制背景，確實影響著年輕人禮儀道德的相對滯后。

　　不過，這不是問題的全部。學校教育畢竟有著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高中，主要目的還是實現升學，讓孩子們提高競爭力，最終成為社會人。

　　教育必須由分工完成。學校教育如前所述。它和包括媒體報道、政府宣傳在內的社會教育，主要是使孩子學會“做事”。而培養孩子如何“做人”，則是家庭的責任。

　　我經常看到中國家長對孩子過于寬松或溺愛。比如，小孩在地鐵里吃味道濃厚的漢堡包，大聲說話，站在椅子上跳舞等，作為一個社會公民，這是絕不應該的。但家長卻一點都不在乎，還以“我孩子真可愛”之類的態度向周圍張揚。小孩子不懂事可以理解，這就要由家長主動處理。如果在日本，家長會趁機在公眾場合好好教訓一頓，讓自己的孩子直接體會什么是對、什么是錯。若在我家，父母當場就打我屁股，讓我在家門外站著反省一個晚上，并“斷食”一天。

　　連基本對錯都分不清的孩子，其未來走向是相當可怕的。家長們除了關注孩子的學習成績，也應該多花點時間和精力，教育孩子學會如何做人。因為高考有可能決定一個中國

　　人的職業，而能否做人更有可能影響一個中國人的人生。孩子是看著父母的背影長大的。家長做好人，永遠是個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