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我們的先賢留下了無數(shù)的文化魂寶，這些經典之作，歷久不衰，萬古常新。它延續(xù)了中華文化的命脈，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精英，滋潤了千千萬萬中華兒女的心田，使他們成為愛國、愛民、愛大自然、愛生活的正道直行的人。

　　正是因為如此，處在社會轉型的今天，人們十分重視少年兒童道德品質的培養(yǎng)，知識能力的拓展。人們也充分認識到國學啟蒙教育，會成為少年兒童終生享用的精神財富。因此，民間出現(xiàn)了不少類似私塾的讀經熱，讀經夜校，有的學校開了國學課，不少家長自行給孩子增補了讀經內容。據(jù)有關權威部門統(tǒng)計，而今參加讀經活動的人數(shù)已超過八百萬，而且這個隊伍還在不斷擴大，影響之廣泛，之深遠，之巨大，已見端倪。在這種情況下，了解一下我國古代的讀經活動，借鑒一些可行有效的方法，還是有必要的。

　　古代孩童讀經讀的是什么書？有“四書”、“五經”；有《三字經》、《百家姓》、《千字義》、《弟子規(guī)》、《孝經》等啟蒙讀物；還有如唐詩宋詞、《左傳》、《史記》等。

　　為什么倡導孩童讀經呢？因為二三歲至十四五歲的孩童，物欲未染，知識未開，記憶力強，所學即印，耳濡目染，先入為主，潛移默化，陶冶心性，開啟智慧，蒙以養(yǎng)生。十四五歲以前的孩童，對知識的吸附力猶如海綿吸水一樣，極為強大。

　　私塾是古代孩童讀經的圣地。開學的那一天，學生先要叩拜至圣先師孔子神位，雙膝跪地，九叩首；而后再拜私塾先生，三叩首。禮成，要設宴款待老師。這以后，每日清晨，當學生還睡眼朦朧時就要到校，先得給孔子牌位行叩首禮，然后再回到各自課桌做功課。

　　私塾先生開講，先前是有的以《論語》開篇，有的以《詩經》開篇，后來以《三字經》開篇，然后再續(xù)講其他內容。有的私塾先生只教字的讀音，然后講，學生念、寫、背記。這類私塾先生強調念、寫、記背，他們認為學生不懂不要緊，只要讀的是好書，盡管讀，盡管背，隨著年齡的增長，社會生活的豐富，知識的增多，原來不懂的，會自然而然“悟”出其理，解出其義的。

　　私塾先生講經時，先生念一句，學生跟著念一句；念完一段，再重新念一遍或幾遍。先生用抑揚頓挫的語調讀，學生們學著先生搖頭晃腦地放聲念。這邊晃邊讀的過程，不僅使學生的身心放松，有時也給孩子們帶來樂趣。

　　每天上新課前，學生得背頭一天教的東西。背誦，還得純熟，最好是滾瓜爛熟。背得不熟，要挨批評；背不下來，要挨罰。輕者罰站；重者，學生要伸出小手來，挨竹板打手心；有時先生用藤條抽你，學生苦不堪言。在先生的要求下，大多學生都能背記不少經文，這些孩童背記的東西，使他們終身受益。

　　很多著名的學者，他們孩童時期都大量背記名著。魯迅小時候就能背《鋼鑒》(周作人談)，茅盾能背《紅樓夢》(鄭振鐸驗證)，胡適九歲之前就已熟記“四書”、“五經”，周祖謨能背《漢書》(自點明)，陸宗達能背《左傳》(筆者親驗)，錢穆九歲能背《三國演義》(據(jù)《八十憶雙親》載)。張恨水在《山窗小品》中講，他十四歲之前就能背誦《三字經》、《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易經》、《詩經》、《千家詩》、《禮記》、《左傳》等著作。這些現(xiàn)代名人的成功，與他們孩童時期打下的基礎是分不開的。

　　私塾還有一項必修的功課，叫做“對課”，就是教學生對“對子”。魯迅先生的私塾先生壽鏡吾出了個上聯(lián)：“獨角獸”，當有的同學以“四眼狗”回對引起哄堂大笑時，魯迅以“比目魚”補下聯(lián)，博得壽老先生的贊揚。又如，六歲的張恨水以“十個石榴”對了老師的上聯(lián)“九棵韭菜”，對得十分巧妙。

　　每月逢五之日(即陰歷的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日)，學生必須交一篇作文。文不拘長短，私塾先生親自批改，有時還講評一番。這對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很有幫助。

　　私塾的讀經，有時也是很枯燥的，有時也會引來調皮的學生和私塾先生開玩笑，搞惡作劇。如：把上廁所當做對刻板學習的一種“解放”。學生在念書時提出上廁所，借“上廁所”逃出教室，在廁所里休息，玩耍。于是學生們紛紛提出要上廁所，有的學生竟在一個上午“大小便”十二三次。后來先生發(fā)明抽簽輪流上廁所，前一個不回來，后一個就不許去。于是學生之間展開了抽簽大戰(zhàn)，甚是熱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