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武漢大學黨委書記顧海良最近剛剛結束了對高考的藝術特長生的考查。他發現，當今城市的孩子在藝術修養方面已經全線提高，那些會樂器、擅長舞蹈、懂聲樂的高中生們根本不像過去還需要加分照顧，“都是成績優秀且多才多藝的”。

　　“但這同時也說明，農村學生與城市學生的差異在進一步擴大。”顧海良說，很多問題不是貨幣能解決的。

　　他談到一個自殺了的女大學生的父親。自殺的女學生并非純農村生源，還是來自縣城的孩子。而她父親卻說，從她的信里能感受到，自己的女兒“必然會死，只是時間早晚問題”。現代文化的沖擊，給這名女學生的壓力太大了。

　　全社會每年有80萬人自殺，其中學生的比例非常小。但是，“自殺的農村學生往往不是差學生而是好學生，不是渾渾噩噩的學生而是對未來充滿理想的孩子”。這讓顧海良非常痛心。

　　他分析，在農村和縣城，他們接受的都是應試教育，考分是檢驗他們的惟一標準。這些孩子沒有上過網，計算機課的鍵盤練習都是在紙板上進行的。到大城市，進好學校，他們是村里縣里敲鑼打鼓送出來的，期望值太高了，想的就是成名成家光宗耀祖。

　　但到了大學之后，強手如云。

　　那名自殺的女學生發現，自己在大學學習期間都拿不到第一，將來走向社會怎么辦？再努力也很難出人頭地。

　　他們同樣在家庭中的責任重大。有俗話說三代培養一個貴族。別人已經是“貴族”了，而自己是全家人的希望，貴族的第一代，身世背景差異以及未來就業的不確定性，使一些學生感到完成家庭的使命力不從心。

　　因此，顧海良和農村學生談心的時候反復說：“心理壓力再大，也不能走那條路，你們要有社會責任和家庭責任。農村最忌諱自殺，你們的親人和朋友都會背上不名譽的黑鍋。”

　　“大學必須建立起積極的心態開放的文化。”他說。

　　學校里的一些城市同學開個派對過個生日都一擲千金。貧困生只有回避，因為這次參加了，下次自己過生日又如何請得起？

　　于是，造成了貧困生的自我孤立自我邊緣化。

　　平時的聚會也是如此。大家都AA制，城市孩子習慣大手大腳，在酒吧點個啤酒都是進口的，“窮孩子連水錢都付不起呀”。

　　對那些穿著打補丁衣服的學生來說，同寢室同學從頭到腳都是名牌的事實，給他們的刺激是很大的。

　　可是校方既無法限制富裕家庭的家長給錢的額度，又不能讓經濟條件不同的家庭的學生分宿舍住。

　　“作為教師，應該能理性地認識到不同地區不同階層間的差異。”顧海良代表說，人們的經濟利益不同，社會組織不同，社會生活方式不同，分配方式也存在差異，這些都是社會的客觀存在。社會階層的分化給孩子的影響巨大，“80后”是表象型的，而“90后”則是深層次的。這些層次的拉開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年輕人的思想觀念，而很多高校輔導員還滿足于自己正在進行的“80后”的研究。

　　“教育內部的問題是社會問題引起的，但教育界不能因此就撇清責任，我們要從教育的角度用教育的方式解決問題。因此，教師應該深入研究這些問題，幫助學生渡過難關。”顧海良的話擲地有聲，必須弘揚一種包容性更強的開放的校園文化，包容這種文化差異。學校工作不能再不顧差異強求統一，我們應該鼓勵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尋求共同點，追求光明，給他們歡樂的時光，也給他們發泄的機會。

　　“首先學校領導應注意不要把救助貧困生當做自己的政績工程，不要讓他們覺得給他們幫助是一種恩賜。在武漢大學，對受救助學生我們堅決不張榜，要尊重他們的隱私，畢竟，貧困不是他們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