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一些媒體報

　　道，今年夏季招生時節，記者在湖北省武漢市一些初中改制校招生報名現場看到，前去擇校的學生或家長都會帶著一本厚厚的簡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些小學生的簡歷竟然比大學生找工作做的簡歷還要厚。記者隨機翻閱了一位家長帶的簡歷：“楚天杯”競賽獲獎證書、“楚藝杯”獲獎證書、“三好學生”證書……各種證書共有23項，這本簡歷多達28頁。

　　這些現象的產生，源于剛實行的武漢市六城區敲定的“小升初”改制校招生辦法。辦法規定，“小升初”將按照“資格報名+自愿報名”相結合的方式實施。所謂“資格報名”，就是由各區制定一些條條框框，凡是符合者即具有報名資格。其中，楚口區制定的資格標準，一共有ABCD四款，其中B款規定：在五、六年級參加以下市教育局認可的科技類比賽中獲獎：(1)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國家級、省級、市級)；(2)頭腦OM比賽(市級)；(3)中小學生計算機奧林匹克比賽(省級、市級)；(4)中小學生電腦作品大賽(國家級、省級、市級)；(5)楚口區第三屆“創新杯大賽”(區級)；(6)環境英語小品演講比賽(市級)；(7)無線電制作比賽(省級、市級)；(8)無線電測向比賽(省級、市級)；(9)科幻畫、攝影比賽(市級)；(10)空模、車模、海模比賽(省級、市級)。要求之高，花樣之多，令人咋舌。

　　以“證書”論英雄有失教育公平

　　主持人：在擇校的時候，證書多的學生容易受到青睞，為什么？

　　孫雙金：從某種程度上說，好的生源是學校的生命線。因為好生源能有效保證教學質量。生源的好壞用什么作為標準呢？在沒有統一衡量標準的情況下，很多學校選擇的標準就是學生所持證書的多少，因為證書能夠標志學生某一方面的素質與能力。所以，這些學校認為選擇證書多的學生，其生源起點就會相對高一些，有利于以后在中考、高考中取得好的成績。

　　鄧可清：名校，名師，最后還要看“名學生”。毫無疑問，優秀學生的確能夠為學校的發展創下品牌。學校要提高自己的聲譽，必須要有優秀的學生作為支撐。如果證書沒有水分，是能夠證明一個孩子在某些方面的能力和素質的。有些孩子的確很超常，素質發展很全面，這為以后的發展鋪設了寬廣的平臺與寬厚的基礎。如果能夠擁有很好的成長環境，他就有可能成長為出類拔萃的人才。

　　王鐵軍：從一定意義上講，證書的確能夠反映一個人的素質發展狀況。但參加學科競賽或藝體競賽投入很大，需要花費很多金錢。所以，家庭經濟條件不好的孩子，很少有機會參加這些比賽，證書自然就很少，但這是不是就說明他們的素質不高呢？我看未必，如果有機會參與這些活動，說不定他們也能取得較好的成績。每個人都是金礦，都有著很大的發展潛力，但潛力的開發需要機會，需要種種現實條件作為基礎，而現實條件的不平等也帶來了發展機會的不公平。

　　主持人：這次武漢市六城區的改制校招生按照資格報名加自愿報名相結合的方式實施，其中一個區的資格標準有ABCD四款，規定學生在五、六年級取得市教育局認可的科技類比賽獲獎證書。在這種情況下，學生是否還有自愿的可能？是否有違教育公平？

　　孫雙金：資格報名是基本條件，沒有資格就沒法去報名。這些報名資格就把相當一部分沒有證書的學生擋在了門外，這就逼迫這些學生去獲取證書，這個導向肯定是偏頗的。小學階段的教育，應讓孩子全面和諧地發展，而不應以獲獎證書的多少作為導向。

　　鄧可清：從現實來說，這是個兩難問題。由于招生名額有限，而要求擇校的學生又很多，如不設置一定的標準，學校就沒辦法招生；但標準的設定又助長、加劇了這種現象，因為只要符合條件就可以擇校了，家長就可以按照這些標準去打造自己的孩子。我個人認為，擇校是教育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是一種水漲船高的現象。如果僅僅是學生擇校，學校不用選擇學生，進口有多大，出口就有多大，擇校現象將不復存在。

　　王鐵軍：我們的學校教育，要遵循規律辦事，不能不顧孩子的個性特點而去刻意追求某種目標。教育本來應該讓學生能夠充分地、自由地、身心和諧地發展，可我們現在卻要把學生打造成一個個標準件，這怎能培養出國家所需要的人才？但“問題在教育，根子在社會”，現在很多問題不在學校，很多學校都在考慮學生的全面發展，相反倒是外部力量給了學校很大的壓力。一個校長曾接到學生家長的電話，說某某學校已經開始補課，為什么我們學校不補課？這位家長就希望學校能夠按照那種應試的功利性的目標去做。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學校教育工作者更需要有清醒的頭腦，要向社會宣傳教育，向家長宣傳教育。

　　“證書熱”“燒”掉了孩子快樂的童年

　　主持人：雖然證書在某種程度上的確能夠反映出一個學生的素質，但現在小學生的簡歷，有的比大學生的還要厚，有的小學生各種證書就有23項，簡歷多達28頁，您感覺是否有這種必要？

　　孫雙金：雖然證書多能夠反映學生某些方面的素質和能力，但是憑借證書的多少來錄取學生，有時候會造成家長不顧孩子的真正興趣所在，逼迫孩子去考證書，因為只有拿到證書才能選擇好的學校就讀，但往往是為了疊疊證書犧牲了孩子正常的休息娛樂時間，犧牲了孩子金色的童年。人的身心發展是有一定規律的，幼年期主要干什么，童年期主要干什么，都應該有合理安排。在人的童年和少年時期，他的學習、娛樂、鍛煉，應該和諧、交替地進行，這樣才符合人的自然發展規律，才能為其將來更好地發展打好堅實的基礎。有學者認為，早熟的果是長不大的，是青澀的、短命的。我們讓孩子取得這么多的證書，是不是拔苗助長？孩子獲得的證書多了，就意味著將來長大了之后也能夠發展得很好嗎？事實并非如此，古代“傷仲永”的故事就是一例。現在我們所謂的超常兒童，等他進入成年之后，未必比正常人發展得好，未必能比正常人做出更大的貢獻。很多農村的孩子，在小學的時候拿的證書并沒有城市的孩子多，但到大學里面發展得絲毫不比城里的孩子差。拔苗助長教育出來的孩子，是沒有發展后勁的。

　　鄧可清：任何事情都有一個度，如果超過了這個度，它的性質就要發生變化。一味地把孩子當成考證、考試的機器來打造，勢必會影響孩子其他方面的正常發展，減少他的天性發展所需要占有的時間份額。曾有媒體報道，湖南有一個少年大學生，不斷跳級，考取中科院的碩博連讀，但兩年后退學了，就是因為他之前的一切生活都由母親代理，使他連最基本的生活都不能自理。

　　王鐵軍：這說明我們學校對孩子的期望值過高，我們現在對孩子是教育過度，教育過度會帶來很多問題。最大的問題是孩子的認識問題及其精神世界，現在的學生，他們的精神世界與理想世界完全是錯位的，是被家長、學校，用應試教育的理想世界代替了孩子個性充分發展的精神理想世界，這就導致種種悲劇。現在的教育功利化色彩太濃，一切為了升學，一切為了分數，把孩子本身的天性都給抹殺了，這是教育的悲劇。

　　“教育貧富差距”是“證書熱”的主要病因

　　主持人：作為家長，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個快樂的童年，逼著孩子去考證書可能也是迫不得已，因為只有這樣，孩子才有可能上一所好的學校，才能對他以后的發展更為有利。那么，“證書熱”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

　　孫雙金：“證書熱”是當下“擇校熱”的一個縮影，為什么現在擇校現象愈演愈烈，主要因為校與校之間發展的不均衡，名校和薄弱學校之間的差距太大。有的孩子，家庭所在的學區就是名校，他不需要擇校；有的孩子家庭居住的地方，所在的學區是薄弱學校。每位家長都“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他就要給孩子選擇名校，而證書就是孩子進入名校的敲門磚。現在我們的社會在用人上追求高學歷，原來本科生就能夠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可現在研究生找工作都很難。對于用人單位來說，一個是博士生，一個是碩士生，一個是本科生，它肯定首選博士生。在這種導向下，家長為了使自己的孩子將來擁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有個好前途，就不得不從小為孩子擇校，因為在他們看來，只有名校才能為孩子將來考取重點大學、謀取一份好的職業打下好的基礎。所以，我覺得這是整個社會的人才觀、用人觀問題。

　　鄧可清：可以說，家長對于優質教育資源的追求是不惜血本的。如一些學校通過搖號的方式來選擇學生，有一個智障兒童，通過搖號被選上了，很快就有家長要拿15000元錢來買這個號。每個家長也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個快樂的童年，但為了使孩子能夠進入名校學習，家長不得不逼著孩子去考所謂的證書，這可以說是我們的教育評價導向逼的。由于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均衡以及貧富差距的客觀存在，“考證熱”背后的擇校問題無法回避。

　　王鐵軍：目前的“擇校熱”反映了人民群眾對優質教育的渴求和期望，但我們不能以絕對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因為“均衡”本來就是一個相對的和不斷發展的概念，學校之間的差異客觀存在，而且以后這種差距恐怕還要繼續存在。家長要把孩子送到最適合孩子發展的學校，我認為是非常正當的要求。

　　主持人：對“小升初”，我國有“就近入學”的規定，但在“擇校熱”的沖擊下，“就近入學”規定面臨著嚴重挑戰，有流于形式的危險。為什么“就近入學”得不到很好的貫徹落實？

　　鄧可清：“小升初”實行“就近入學”，是有群眾基礎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它為弱勢群體的孩子提供接受教育的保障。但這只能解決“有書讀”的問題，解決不了“讀好書”的問題。“就近入學”作為法律規定，是一個追求社會和諧公平的理念，但真正實現還需要一個過程。

　　孫雙金：我個人認為，“就近入學”和“擇校”是兩種體制下的兩種思維方式。“就近入學”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思維產物，學生入學由政府統管，住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讀書。在這種模式下，就需要政府統籌安排，以確保學校之間的均衡發展。但在學校之間發展不均衡的客觀情況下，“就近入學”規定有時反而違背了教育公平，并將教育不公合理化了，為什么有的學生能上好學校，而有的學生就得上差的學校呢？

　　而“擇校”實際上就是一種教育領域的自由選擇，是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在教育上的投射和反映。既然要市場選擇，家長就不會滿足于自己的孩子只能上某所學校，而希望把孩子送到更好的學校去讀書。這就像買衣服，為什么只能到金陵百貨去買，而不能到中央商場去買呢？哪個地方物美價廉，我就到哪個地方去買，這就是市場選擇。“就近入學”是計劃經濟思維模式的一種集中反映，這就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矛盾。如果政府能夠保證學校之間發展的相對均衡，如韓國，學校之間的辦學規模差不多，教學設備差不多，教師五年輪崗一次，擇校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王鐵軍：“就近入學”，是我們實施教育公平的一個基本策略，因為受教育是每個孩子都應享有的基本權利。在義務教育階段，我們需要進一步強化政府的責任，要加大義務教育的投入，通過各種途徑改造薄弱學校，把優質教育資源放大，推進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如果學校之間的發展均衡了，擇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就會自然消亡。當然，這個過程需要全社會的協調和努力，可能需要很長時間，但畢竟是我們前進的一個方向。有了目標，相信一切問題都將會解決。